4、知人善任消除弊端
能者上,庸者下;知人善任,因人制宜。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一个企业真正能做到这几点,该企业就不会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况了。学一学唐太宗李世民,看他是如何考察官员,任免官员呢?看他是如何知人善任,消除积弊呢?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二十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勒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疏李世民,发表意见说: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官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曹郎,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喻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赐。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说到这里,刘洎将话锋一转,切入时弊,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谗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刘洎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作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由刘洎的奏章不难看出贞观政治的清明,以至于他的奏章显得单纯静洁,不像其他朝代奏章中那样有种大厦将倾的沉重感。然而在贞观年间,这已经是很深很重的话题了,而且也显示出了刘洎的耿介之气。于是,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