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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命关天有错必纠（第1页）

8、人命关天有错必纠

知错就改，并不为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人非圣贤，谁都有头脑发昏，阴差阳错的时候，关键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力争使自己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李世民认为“人死不可复生”，对于人命关天的死刑，向来是慎之又慎。这样谨慎的行为，不仅考虑周全，更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的确令人称颂。

关系到人命的事自然不是小事，因而，李世民在这方面一向谨小慎微。为了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他允许被告人可以当庭与法官进行辩解。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挠被告人申辩，法官就有可能被剥夺审判权，遭受50～100大板的处罚。同时设立诬告罪，严防坏人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也就是说，以其诬告别人罪状的刑罚，反过来处理诬告人。诬告别人什么罪，自己就会受到什么罪的处罚。像高甑生就是因为诬陷大将李靖，受到反坐处罚，撤销职务，流放边疆。

李世民自己更能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发现办案有误，便立即纠正。贞观元年，县令裴仁轨让门夫为他干私活，被唐太宗发现，为杀鸡给猴看，李世民决定处死裴仁轨。殿中侍御史李承祜进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你却要处死他，这样一来，刑法就乱套了。别人还将怎样办案呢?”

唐太宗听了这番话，不但没生气，还很高兴，撤销了自己的错误判决，而且还提升了李承祜的官职。

并州行军大总管刘世让戍守边疆，与突厥贵族矛盾很深。突厥贵族痛恨刘世让，就用反问计诬陷刘世让，说他与突厥可汗内外勾结，准备合谋叛国。李渊信以为真，不加细察，便处死了刘世让。李世民上台之后，突厥贵族投降唐朝，说明了刘世让案件的实情，李世民才知道中了人家的反问计。于是下令重新审查刘业让案件，证明刘世让确实无罪，立即给他平反昭雪。还有裴寂～手制造的“刘文静冤案”，也是在李世民手中平反的，而且“追复官爵”。

李世民以法治国，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证据和犯罪事实，反对刑讯逼供。在唐律的中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查罪状，反复查证，确信无疑，才能定罪。如果证据不足，而罪犯又拒不交待等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拷问时，不许单人进人私下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拷讯。凡违犯以上规定的人，要打60大板。

另一方面，假如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不仅如此，唐律还规定，政府除了了解犯罪的行为因素和后果之外，还要了解罪犯的动机是否出于有意，把犯罪的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之后，再量刑定罪。如果是精神病患者，甚至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例如长安令杨纂，在处理“杨氏妖逆”案件时，在审查后找不到可靠证据，犯罪嫌疑人只好无罪释放。当刑部尚书张亮揭发侯君集约他共同谋反时，唐太宗却说：“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审理，侯君集一定会矢口否认，如果他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以理由进行反驳，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所以，当时并没有处理侯君集。后来，侯君集谋反罪行暴露，证据确凿，李世民才判处他死刑，枭首示众。

知错就改，并不为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即使错杀了人，无可挽回，为人家平反昭雪，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最其码能显示你有知错就改，勇于直责的决心和勇气。李世民认为“人死不可复生”，对于人命关天的死刑，向来是慎之又慎。还特意规定，死刑犯必须三堂会审，确定无疑之后方可执行。同时允许别人申辨，法官不得干涉。否则以犯罪论处，大棍伺候。这些措施不仅富有新意，而且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的确令人称颂。

如今，在司法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如果我们也能采取一些更合法理、更合情理的作法，杜绝刑讯逼供，限制法官滥用特权，这对于我们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也必然大有益处。

在现代商业运作当中，如果我们以人为本，把人命关天的大事放在心上，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人身伤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企业的经济效益会随安全方面的投入增加而不断增加。

例如日本雪凝乳制品的“牛奶中毒事件”，其所产生的危害。美国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毒气泄露事件，曾使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生命财产的损失，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战争。假如以上公司的安全维护人员，本着人命关天、有错必纠、一丝不苟的原则，及时消除管理中的人为失误，那种可怕的结果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法律能剥夺人的生命，企业也能剥夺人的生命。它的设备可以，它的产品可以，它的领导失误也可以。明知故犯，专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就不用说了。生产把关不严。产品质量不过关，也会杀人害人，让人丧命。

所以，不管对于普通人，还是作为领导者，时刻都应该把生命的可贵放在第一位，时刻为别人着想，毕竟人命关天啊！只有注重别人，才能更好的被别人尊重，你的事业才能因此获得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