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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臣如子 爱民如子（第1页）

6、爱臣如子爱民如子

在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当中，李世民可以说是关注民生，体谅民情，爱民如子的一位好皇帝，是对劳动人民很有情感的一位贤明君主。在现代管理中，我们虽不能把自己的下属称作自己的子女，但是，作为管理者来说，却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来对待他们。

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身为一国之君，其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供奉皇帝一已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饱了，可命也就没有了。”

这个比喻实在很形象，对当时初登大宝的李世民来说，能有这样的远见，对其治国方针，无疑是大有影响的。李世民二十九岁登上皇位，当时，由于隋朝的横征暴敛引起了人民的激愤，纷纷起义反叛他，全国各地都尚处在战争的阴云中。人们妻离子散未聚，而又逢霜灾，米价昂贵，加上突厥侵扰边境，各地州县都骚乱不安。李世民对此十分忧虑，对治理好一个偌大的国家似乎有些儿不够自信。那时候灾荒十分严重，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石一带，一匹绢才能换一斗米，人们有的以卖孩子来换取粮食。

李世民年轻心急，想很快就能把国家引入正轨，为此多次召集大臣商讨治国之策，而大多数臣子都认为天下大乱之后，社会秩序败坏，难以快速治理。李世民听了之后心情很是沉重。这时魏征却站出来对李世民说：“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这就像饿极了的人，更容易满足于食物一样。人民饱受隋朝暴政压迫和战乱之苦，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就像饥饿的人，是很容易知足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很兴趣，便问他：“古人说，善治国者，亦须百年，才可以达于天下太平，你认为很快可以治理，有何依据?”魏征答：“百年而治不是指圣哲而言，若圣哲施行教化，犹如发出的声音，马上就有回音一样。只要全国朝野上下同心，一年之内就有成效。三年成功，并非难者。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陛下静以待民，不予征徭，人民安静，国家则不治而治。”

老臣封德彝闻言，立即站出来反驳魏征，说：“三代以后，人心日益奸诈刻薄，所以秦朝专重刑法，汉朝杂以霸道，它们并非是不想教化，只是因为欲教化而不能。魏征想用对百姓放纵的办法来达到天下迅速治理，不过是书生之见，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然败乱国家。”

对于封德彝的批评，魏征先引证史实加以反驳，然后总结说：“凡人在危困之时，则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则思安定；思安定则易于教化。如果说三代之后，人心日益刻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人岂不都变成鬼魅了?还谈什么治理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但仍不服气。魏征又说：“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政策好则效果好，政策不好自然治理不好。”

在这场辩论中，封德彝单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而魏征则兼顾到统治者和人民两方面的利益，他不仅仅是看到眼前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问题。魏征尊重百姓的主动性，人心思治，上下同心，积极主动。一方面统治者不制造战乱；一方面，人民都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很快就可以达到。如果统治者为了私欲而大肆挥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或者发动战争，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重负，再顺从的百姓也会揭竿而起。

李世民毅然决定采纳魏征的意见，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李世民处处以民生为己生，发展生产，奖励农耕，为以后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世民还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表现自己爱民责己的一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古人都迷信天命，认为出现天灾人祸，就证明皇帝必有失职失德之处，得罪了上天，上天才会降灾于人间，皇帝应表示忏悔，请求上天只罪其一人，而勿害百姓。李世民的罪己行为却是别出心裁，但这也是出自于他内心，他殷切希望国家能风调雨顺，人民能快乐安康。这种心态和行为必然能激起人民的感动和拥戴，激励他们同心同德地为大唐繁荣做出贡献。

皇帝是否明于知人，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魏征认为：“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世民作为明君，不但有辨别忠奸的标准，而且对当时每个大臣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了如指掌。

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不敢直陈，反而对皇帝歌功颂德一番。世民大失所望，因而面论群臣得失，并且首先提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对臣下了解得这样全面和准确，可以称得上是“知臣莫若君”了。

在一个集体内部，除了正式的组织机构，往往存在着长期共同协作中所产生的另一套习惯性的人际关系。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轻视人际沟通的念头都是非常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