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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第2页）

事实上，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是官吏是否守法，尤其是身居要位的官吏是否守法。李世民强调臣下守法，是颇有政治远见的。由于封建社会“法自上出”是根深蒂固的事实，并不因一纸法律而有根本的改变，但李世民行的是“王道”，这就绝不同于其他皇帝了，他不但自觉守法，还根据臣下的诤谏来时时提醒自己要以法为重，以天子为轻。

有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使用赏罚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勉励做好事的人，惩罚作恶的人。帝王赏罚之所以要掌握天下一致，就是为了不以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遇到高兴的时候，罪不可赦的也认为情有可原；遇到生气的时候，就到案件之外去寻找罪行。所好则钻开皮肉寻找羽毛；所恶则洗净污垢寻找疤痕。疤痕可以寻找，那么惩罚就过度了；毛羽能够钻出来，那么赏赐就荒谬了。滥用刑罚，小人的行为就会增加；赏赐荒谬，君子的行为就会减少。不惩罚胡作非为的小人，不勉励有正确主张的君子，却希望国家安守，刑罚止息，下臣还没有听说过呢。”

李世民听后，深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惭愧。

自从一怒之下杀了大臣张蕴古后，李世民一直后悔，同时，他也明白一些官吏为了猎取政绩，“核理一狱，务求深刻”，“杀人利已，以钓身价”。张蕴古一案是由权万纪揭发的，而权万纪对此事自然十分得意。这件事激起了魏征的反感，他上奏对李世民说：“权万经等人是小人，不识大体，以潜毁大臣为正确，以告讦官员为正直，凡所弹劾，皆非有罪……”李世民听了马上赏魏征五百匹绢，他毕竟是天子，不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只好以此来委婉地表示一点姿态。

还有一次，李世民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说：“近日刑网稍密是何缘故?”

刘德威本想把原因推向别处，但他又一时找不到借口，干脆照直说了：“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所载：执法者量刑不当，宽了获轻罪，严了获重罪。可是，现在轻罪重判，执法者无罪，而轻罪未判，执法者获大罪。所以官吏为求自免，判案总是深文周纳，惟恐判刑不重。并非有人订了新法，法官畏惧而已。如果陛下按法律断案，此风当立变。”

李世民听了这些话马上明白近来官吏执法过严，都是因为自己而起，于是下诏要求官员不可再轻罪重判。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李世民对大理寺卿孙伏伽说：“作铠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为什么呢?因为各有各的职责，各为有利于胜任本职的缘故。朕询问法官刑法是轻是重，往往说比过去的朝代宽大。朕仍担心主管刑狱的官员，以杀人为有功，危害他人而显示自己，以此沽名钓誉，今之所忧，正在此耳!应严加禁止，用刑务必宽大公平。”

对轻罪进行重判，李世民已知过而改，然而假如他又因侧隐之心而对罪犯重罪轻判时，怎么处理呢?

贞观初期，广州都督党仁弘勾结豪强，受贿金银，以没入官中的蛮人为奴婢，又擅自征税，按律当斩。李世民念他追随父亲李渊起兵，是功勋卓著的旧臣，并且很有才略，不愿让他白发受戮，想将他从宽发落，贬为庶人，免去死罪。

李世民召集群臣说：“昨见大理寺五复奏诛党仁弘，朕哀其白头就戮，刚要吃饭，遂为之罢饭。有没有一个使他救生的办法，请公等发表意见。”过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大臣们不同意宽宥党仁弘，又不敢反驳，不说话当然就是最好的反驳。

李世民执意要宽恕党仁弘，最后为了让自己不承担不守法的过错又可以让臣下认可，他想了一个办法，对大臣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因私而失信。今朕欲赦党仁弘，是弃法欺天。朕欲露宿于郊外三日，每天只吃一餐，以此向苍天谢罪。”说完就要动身。

下臣们见李世民一定要去郊外谢罪，一齐跪下叩请李世民只在庭院中谢罪。从清早一直坚持到午后，李世民才降了一道罪己诏：“朕有三罪：一知人不明，二以私乱法，三知恶而不诛，知善而不赏。”最终，贬黜党仁弘为庶人，流放钦州。李世民知道自己这样做虽明摆着弄法欺天，但他心里也实感不安并向天谢罪，比起那些无法无天的昏君来说还是高明之至的。

古人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是告诫我们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众多目光的关切之下，也许就是因为你一次逃避错误的行为，结果将会产生百倍的负面影响，这真是得不偿失。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多给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别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德威兼备，宽严得宜

公平的赏罚，才是真正的威严；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会事半功倍。而所谓“宽严得宜，恩威并用”的意义，并不是恩、威各占一半，而是说依事情的情况而定，恩威配合，以身作则地教导部属，如此，部属一定会乐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古人曾说过：“一位当政者，要想统治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德威兼备，宽严得宜。如果只施以小惠，而没有威严，国民就会象一群在溺爱中成长的孩子不听教诲，将来更不可能成为有用的人。相反的，如果对任何事都采取严厉的态度，或许在表面上能使人遵从，但绝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也就很难顺利进行了。所以一定要有公平的赏罚，施恩于人，如此才是真正的威严。没有恩，只有威是没有用的；而没有威，只有恩也不会发生效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百姓的想法，如果无法做到，即使恩威并施，也不会发挥真正的效用。”这真是至理名言。威是严格、责备，恩是温和、奖励。身为一个领导者，对于恩、威要能配合运用。

贞观年间，李世民对宰相岑文本说：“南北朝时期，梁国、陈国中，能获得有名大臣称号的有哪几位?他们是否有子孙可以召见、引用?”岑文本道：“隋国军队攻人陈国时，陈国各部官吏都分别逃往他国，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只有陈国尚书省仆射官袁宪，单身一人陪伴在他主公的身旁。王世充想取代隋朝皇帝，自称为王，隋朝众大臣纷纷上书支持他称帝为王，袁宪的儿子袁承家，当时任隋朝的国子司业，借口有病，独不在支持王世充的文书中签名。像这样的父子二人，可以称得上是有忠烈品行的有名大臣了。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是建昌县令，为官清廉，品行雅正，充分继承了先人高洁的作风。”

李世民这样问其实是他招揽人心的一种办法——他想通过大臣对正直忠义之人的推荐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李世民为表现自己对忠烈之人的向往，还曾做过这样一件事。

贞观十一年间，李世民在外出巡查途中，行至汉朝太尉杨震的安葬之处，李世民哀伤他因为忠诚而死于非命，于是就杀自写了一篇文章，祭吊杨震。房玄龄因见李世民过于哀伤，就进言道：“杨震虽然有天大的冤枉，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却遇到圣明的君主，在其墓前停车祭吊，亲动神思撰写祭吊他的文章，可谓虽死犹生，虽没而不朽。我不禁为他在九泉之下因幸遇圣恩而欢欣雀跃。恭恭敬敬地拜读完了太宗的祭文，既觉得悲戚又觉得慰藉。天下的仁人贤士诸君，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善行操守，知道做好事必会得到好的回报呢!”

李世民这样做未免有点做戏的味道，但他能做出这样哭忠勇之戏，也难为了他的一片苦心。俗话说上之所好，下之所行，他这样重视忠诚的臣子，那么，他自己的臣子当然为讨他的欢心，一个比一个地更效忠于他了。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还曾对他身边的臣子们说：“狄人杀了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卫懿公的一位大臣弘演闻知此事，呼天喊地，嚎啕大哭。持刀破腹取出自己的肝脏，把卫懿公的肝脏装入腹腔中。现在像这样忠勇仁义之人怕是很难找到了吧!”

魏征回答说：“从前智伯有个家臣叫豫让，打算刺杀赵襄子，为主公智伯报仇。赵襄子的卫兵抓获了他。侍卫把豫让带到赵襄子面前，襄子问道：‘你从前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吧?智伯把他们都灭了（智伯、魏氏、赵氏、韩氏于周贞定王十一年讨伐范氏、中行氏，共诛而灭，并瓜分了他俩的封地），于是你投靠了智伯，并没有因你主公被智伯所杀，而加害于智伯；现在你却来替智伯报仇，原因何在?’豫让回答：‘我从前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为官，范氏、中行氏给我的是普通人的待遇，因此我和众人一样去侍奉他；而智伯给我的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待遇，所以我就像国士一样去回报他。’由此可见，朝上有无忠臣，取决于陛下对待臣下的态度，怎能怪罪自己的臣属中没有忠臣?”

李世民用历史来向群臣讨教，其目的何在，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仅一次次地用这样的话对群臣旁敲侧击，还对一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做出表彰，这样还有谁不愿意替他操心持国呢!

在李世民亲征辽东，攻打辽东安市城时，高丽族的守城官兵和。群众都拼死迎战，顽强抵抗。李世民下诏，让高丽的高延寿、惠真等将士投降，而城中的军民却坚强守城备战，不为规劝而动心。看到高丽军的旗帜就在城头上对唐军擂鼓示威，李世民心里又气又急，命令江夏王李宗道在城墙下面堆起一个小土山，让军队从小土山上往城内进攻，但最后还是没有攻下城池。

此时，李世民却不攻城了，因为高丽安市城的顽强抵抗使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教育军中将士忠于职守的办法，不仅不攻城了，还拔寨回师非常欣赏守城将士坚守忠义的节操，为此还赏赐给那些守城将士三百匹绢，用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誓不变节，为忠于国君行为的奖励和赞赏。

身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明了部属的想法，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应有更深入的了解。宽严务求得宜，才可以带动自己的部属。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放下威严知错就改

唐太宗倡导臣下积极谏诤，自己虚心纳谏，如果只是做给别人看，并不打算认真实施，也无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那么就会使谏诤流于形式。从唐太宗即位以来的情况看，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要发现自己做错的事，都能当着臣下的面勇于公开检点过错，从不文过饰非，作为一个帝王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知错能改不是每一人都能做到的，对于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李世民就做到了，他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之，这对于他成就贞观盛事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美德。

唐太宗比较讲求实际，从不文过饰非，知错必改。有一次，太宗与王硅闲坐交谈，旁边有一位美人侍立伺候。这位美人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被诛，这位姬妾被官府籍没送入宫中充作美人。太宗指着这位美人对王硅说：“庐江王不道，杀掉了这个人的丈夫而夺人之妻，哪有不败亡的道理!”王硅反问太宗：“陛下以为庐江王杀人夺妻子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娶其妻的道理，公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于是王硅就对太宗讲了一段历史，春秋时齐国国君桓公到了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因何故而亡?父老回答说：“郭君因喜善而恨恶，导致灭亡”。桓公说：“若以你们的说法，郭君应是一位贤君，何至于灭亡呢?”父老说：“郭君喜善而不能用，恨恶而不能铲除，所以才灭亡。”接着王硅话锋一转，对太宗说：“现在这个妇人仍在陛下宫中，我以为陛下口头上说庐江王杀人夺妻子不对，而心中却认为对，如果陛下真的认为不对，那就和郭君一样明知恶而不能改正。”太宗听到这里才知道王硅是在批评自己，他认为，王硅的话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地将这位美人送出宫去，交给了她的亲属。

由于他知错能改，使得大臣敢于指出他的错误。贞观时期，大臣不但敢于直谏，而且勇于纠正太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