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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赏罚分明 公平公正（第2页）

关怀也是对臣子的一种激励。得到关心和爱护是人的一种需要，而在专制体制下，对于大臣来说，得到皇帝的关爱则不单单是得到了莫大的恩宠，同时也得到了工作的**和动力。

李世民是善于并倍加爱护大臣的，他对李世勋的爱护堪为典型。李世勋卧病需须灰作药引，李世民自剪胡须，为其和药；李世勋醉卧，李世民自解外衣为他披上。一些重要大臣卧病，李世民经常亲自去探视，并关心医药、休养等方面，甚至亲自为大臣安排。

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又能从小事入手，关心大臣的生活，动之以情，与大臣们达成心灵上的沟通。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赢得大臣们的忠贞之心，甚至不惜为李世民去赴汤蹈火。为了表示忠于李世民，契苾何力决不投降，曾经当着真珠可汗割耳自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李世民之所以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大臣们信任的封建英主，另一方面大臣们也得到了这位英主的信任，同时，李世民对他们的关爱，也是他们效命的原因之一。

李世民不仅从精神上鼓励大臣，还给予大臣物质奖励。每当大臣们上书言事，有可称者，便赐绢赐帛以表彰他们的行为，以资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类似例子史不绝书。李世民奖励臣下，是为了激励他们勤于政事，鼓励他们有言必谏。最典型的就是贞观初年，元律师获罪，李世民意欲处死，孙伏伽认为法不当死，直言切谏。李世民很赞赏孙伏伽的清忠公正，为了鼓励大臣们都像孙伏伽那样敢于进谏，公平处事，赐兰陵公主园给孙伏伽，价值百万。有人认为这一赏赐过于丰厚，李世民却道：“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

人是需要激励的，需要成就感和价值感来肯定自己．如何给他们一种成就感，一种价值感，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不曾虚度，努力不曾落空，因而更加精神百倍地去投入新的工作，追求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奋进不已。这需要领导真心的投入，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俗话说：“鱼儿不上钩，是鱼饵味不香；猴子不上杆。是锣鼓声不响。”只有在鱼饵中放人香油、鸡肠、蚯蚓等有滋有味的配料，才能诱鱼上钩。只有把锣鼓敲得震耳欲聋，表演节目的猴子才会心血**，尽兴表演爬竿绝技。同样，重奖之下，才能激发将士的斗志，上刀山、下火海，永往直前。

重赏的精髓就在于激发人们表现出潜意识里最具战斗力的一面。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是对一个人的肯定，而获得肯定是人的本性，因而，在激发人的潜在能力方面，赏赐就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好好地利用了一把，因此得到了如此之多为他誓死效忠的勇士。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和李世勋率大军远征高丽，在攻取白岩城的战斗中，遇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唐军将士伤亡惨重。无奈之下，李世民亲自督战，连续发动冲击，守城的高丽将士眼看顶不住了，就来个缓兵之计，打出白旗，假装要放下武器，向唐军投诚。李世民当即下令停战，等候高丽人归降。等高丽一方缓过劲来，又马上投入守城战斗，让唐军猝无提防，损失惨重。李世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马上下令，一旦攻破白岩城，所缴获的珠玉宝贝、男女老少，全部赏给攻城将士。女的给你当老婆，男的给你当奴隶，完全由将士决定怎么处置。

听到唐太宗的决定，李世勋马上传令部下，全军出动，昼夜猛攻。兴奋的将士，冒着矢石，奋勇杀敌，很快占领了城池制高点。白岩城危在旦夕，只好投降。李世民一看高丽将士又要投降，心里虽不高兴，还是勉强接受了敌方的请求。然而李世勋却沉不住气了。他带着几十位甲士，质问皇上：“唐军将士之所以把死亡置之度外，拼命攻城，就是因为陛下说，攻下城池，所获珠宝男女，全部奖给攻城将士。现在白岩城马上就要攻克，你却接受高丽人的投降，你让我怎样向全军将士解释呢?这不是伤将士的心吗?”

李世民听后马上下马，向所有将士道歉：“李将军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纵兵杀人，**妇女，我又实在不忍心。将军手下攻城有功的战士，我会从国库中划拨经费，进行重奖。希望李将军以宽厚为本，饶恕城中百姓的性命。”

随后，李世民下令安抚高丽百姓，一万多口男女在江边搭棚建屋，赐给饮食。对8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赏赐绢帛若干。其他城市来帮助防守白岩城的将士，全都发给粮食和兵杖，遣送回家。有一个原先在辽东城当长史的官员，被部下杀害，他的妻子和亲兵逃到了白岩城。李世民认为他不和唐兵交战，深明大义，赐给家人绢帛五匹，把长史的尸体装入棺材，运回平壤安葬。在白岩城设立岩州，由孙代音担任刺史。

李世民虽然有言在先，城破之后，就把物品和俘虏奖给将士，但这不合人伦，有纵容将士烧杀**之嫌。对于这种奖励方式，李世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只好打开国库，另行奖赏。同时把仁义之举，作为精神奖励，施加于自己的将士和高丽百姓，乃是“一石三鸟、一箭双雕”的复合式奖励，受益的人们更多，激励效果自然与众不同。看来，这还是明知之举。

俗话说：“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强烈的物质刺激，可以让将士忘却死亡，奋勇献身。而高尚的精神奖励，也具有异曲同功之妙。如果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则实际效果就会更加显明。

处事公正不怒自威

仲弓曾经说过：“立身庄重而行动简约，以此来管理百姓，不也可以吗？”意思是说，管理者的庄重可以增加威信。的确，很多情况下，威信的树立也不是通过发怒来完成的。残暴就像烈火，瞬间即发，让人猝不及方；德仁就像水，细水长流，让人身心坦然；只有处事公平，有功则赏，有罪必罚，才会令人畏服。李世民在大臣心中的崇高威信靠的就是这一点。

李世民一向做事赏罚分明，刚正不阿，这使得大臣都很敬畏他。每当他坐在朝廷上，大臣见他，相貌堂堂，威仪赫赫，心里都很惶然，不敢随便讲话。有事启奏时，如果心中不打好腹稿也不敢进言。由此足以看出李世民在大臣心目中的威信有多高。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说：“隋朝旧臣屡次称赞高顾颢是一位有才德的贤相，朕认为高颢之贤，在于他正直公平，善于治理国家。隋室安危，系其去留。隋炀帝荒**无道，昏昧不明，使这位贤相无罪被诛，令人掩卷叹息。汉魏以来，有贤名者莫如诸葛亮。而诸葛亮治国，也不外乎是公平正直，他曾上表奏请皇帝，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贬至蜀南，廖立闻诸葛亮死耗，哭道：‘吾其左衽矣。’李严则哀伤过度，竞忧郁而死。陈寿撰《三国志》，赞诸葛道：‘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怎可以不将诸葛亮作为楷模呢?朕今总是想学习前代有道明君，卿等也应该学习前代有德贤相。如能如此，荣名高位，自能长守。”

房玄龄应声回答：“臣闻治国的关键，在于为人公平，为官正直，因而《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圣上如今应多考虑如何操政教之源，究至公之要，包罗天下，教化治理百姓。”李世民说：“这正是朕心中所想，岂有对你们说过而又不实行之理。”

从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的告诫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公正不阿的个性。这是这种个性使然，李世民注重是功罪分明，赏罚得当，对该处罚的人，哪怕是皇亲贵族也决不姑息。

贞观九年，由于行军总管高甑生过期不至，李靖对他施以处罚。高甑生怀恨在心，诬告李靖谋反，朝廷按察，并无实迹。李世民令法司定高甑生诬告重臣之罪，结果被判流放。有人进言说：“甑生是秦府旧臣，为陛下立过功劳，陛下看在昔日情分上，就免了他的罪吧。”李世民说：“甑生违犯军法，又诬李靖造反，这样的罪如果可以宽免，那法律还能令人信服吗?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如果甑生可以获得宽免，这些功臣也可以恃功犯法。朕对于昔日有功之臣，未尝忘其功勋，但也正为此，不敢轻赦。”高甑生最终还是被流放了。

还有一次，长孙无忌受李世民的召见，带佩刀进入东上阁门，忘了解下。觐见完后出门时，监门校尉才发觉此事。因此，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有失职守，犯了死罪；长孙无忌带佩刀入宫，虽是无心之失，但触犯法律，应判刑三年，罚铜二十斤。

李世民听从了这个处罚意见。这时戴胄奏道：“监门校尉失察，无忌带刀入宫，同属无心之过。臣子之于皇帝，不得以无心来塞责，律法规定，供给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有失误不合法者，都要处死，也就是说长孙无忌也是死罪。陛下念无忌之功，这就不是大理寺所能决，陛下如果要依照法律，法律却说明这种因人而异的处罚不合理。”李世民说：“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不能我一人说了算，怎能因无忌是国戚，便有碍法律实施呢?”下令给二人重新定罪。封德彝坚持自己的意见，李世民打算听从，戴胄又说：“监门校尉的过失是无忌引发，依律应从轻处置。论他们的罪过情节相同，可处罚的悬殊却太大，陛下恕臣斗胆再三奏请。”李世民于是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李世民像这样公正处事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要树立起贤明之主的形象，就必须要能尽量做到处事公正合理，令人信服。李世民经常以诸葛亮的话：“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来告诫自己，也是以这句话作为行动准则，去努力树立自己的英明形象，始终严格自律。

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大臣都是本着“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原则。跟皇帝站在一起，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因而，有功必赏就成为帝王布信于天下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为了调动臣子的工作积极性，便一定要量功行赏，不断促发他们继续进取的积极性，使自己的封建统治更加牢不可破。

李世民在政事、军事、礼仪、诉讼等各方面都秉公论断，公正处事，使其合情或合人心，或使其合法或合礼，因此才能令人畏服敬仰。大臣之所以见了李世民战战兢兢，并不单单是为了帝王身份至高无上，是因为李世民公正贤明的帝王形象至高无上，因而，领导要明白一个道理，易怒并不能解决问题，秉公办事，实事求是才是处事之道。

一个管理者的威信是在工作的一点一滴中树立起来的。一旦你树立了威信，那么你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将会大大提高。就象一种产品，开始人们不了解它的品质，等慢慢被人们认识以后，人们就会喜欢它，这种产品的品牌也就树立起来了，有了品牌效应，这种产品的效益就会大大提高。威信对于人的作用也如同品牌对于商品的作用一样，它将大大提高这个人的魅力，更加提高和巩固了领导能力。

端正自守不贪逸乐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历史来看，大多说王朝的衰败都是因为帝王的一味贪图逸乐、不理政事。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帝王首先自己要端正自守，不贪图享乐。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些，才使唐朝盛极一时。

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一朝君臣都贪图逸乐，苦的自然是老百姓，老百姓苦，那么帝王的江山还能坐久么？

要树立一个英明领导的形象，就要注意自身作为。事实上，领导者所负有的责任更像一面旗帜，指引方向，激扬士气，团聚力量，而不是事必亲躬。但如果这面旗子无精打采，毫不起劲，飘一阵儿是一阵儿，那就只会起到反作用。如何使自己的形象像面旗帜一样永远在下属们心中猎猎飘扬，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李世民即位以后，面对的是成堆的难题。这期间的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处理矛盾，缓解局势，十分勤勉。正如史书记载：“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策，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值，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励精求治，数引魏徵人卧内，访以政事”。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他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仇既作，流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李世民一生的爱好，唯“名马、弓刀、美人”，但他严于律己，在贞观初期，尽量克制自己的游乐欲望，把精力都放在处理朝政上。古时纵欲逸乐的帝王，大多将精力花费在酒宴、女色、游猎、歌舞等事上，而李世民也不是不嗜好这些，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对这些事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