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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君臣之道水舟之间尔（第1页）

第九章君臣之道，水舟之间尔！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相互利用，才能达到君民共荣，国家昌盛。人心齐，泰山移。君民同利，才能实现君民一心。君臣之间，永远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关系，虽然君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支配和决定作用，但是如果忽略了臣民的制约因素，后果将十分严重。而唐太宗则十分重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为以后的帝王们作了一个典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老百姓是封建皇帝的衣食父母，封建皇帝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父母，这种互称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相互利用，才能达到君民共荣，国家昌盛。同样对于管理者来说，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怎样把握这种关系，管理者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形容一个人做事小心谨慎之状。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在借鉴前朝、治理国家、听取建议、任用官员等方面，也正如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小心翼翼，力求不出纰漏。

李世民出生于隋朝的盛世，随后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百姓的艰难给予李世民的触动很大，使他懂得“官逼民反”，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到后来，隋朝的灭亡更是使李世民极大震动，隋炀帝的骄暴贪**，给他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使他明白了“天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的道理。这就使李世民在后来登上皇位以后，能够兢兢业业，完成他在唐朝历史上所担任创业兼守成的双重责任。

鉴于隋朝灭亡的经验，天下久经战乱现实，李世民在治理国家时克勤克俭，很是慎重。他曾将臣子们所上的奏章贴在寝内的墙壁上，出入坐卧，见到奏章时就重新浏览一遍，追思大臣们所奏之事，可有急需采取措施而被自己遗忘了的，可有已采取措施却收效不佳的，有时想得出神，竟一直到深夜还不能人睡。下臣张蕴古曾上《大宝箴》，内容都是关于规箴帝王言行品格及处理政事的态度等方面，其中有一段话说：“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李世民见此言大悦，对张蕴古嘉奖不已，封为侍御史。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凡是听到某人一言之善，都要记在心上。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问侍臣道：“帝王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呢”房玄龄说：“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互相角胜，最后使四海称臣，其间几多征战，无数危机，看来是创业较难。”魏徵说：“自古帝王，艰难之时辛勤自励，虽败不馁，一到天下平定，海内无事，便都贪图安逸享受，不理朝政，以致失国，看来还是守成难。”李世民道：“玄龄与朕，取天下时同进同退，百死一生，身历无数凶险，所以知道创业之难；魏徵与朕共安天下，常常戒饬，不要在富贵之时生骄矜之心，以致轻忽国事，发生祸乱，所以知道守成之不易。无论创业与守成孰难孰易，创业之难，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正是守成之难，应当与诸公戒之慎之。”群臣闻言皆拜，道：“陛下能说出这番话来，便是四海之内天下万民的福祉了。”

李世民深知守成之难，也常恐自己不能善始善终。他早就对侍臣说过：“安定之时不敢忘危急，太平之时不敢忘祸乱，虽无祸事，也应经常思虑，始终如此，方为尽善。”又说：“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惧，用来保持其终。”

可见贞观前期的李世民，对于自身的享乐每多所限制，对于政事处理都十分认真谨慎，所谓“居安思危”，深恐不能善始善终，也将“居安思危”的思想竭力灌输至群臣心中，使君臣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可惜的是，李世民的这种担心在他的晚年终于变成现实。晚年的李世民失去了诸多贤臣的诤谏扶佐，变得刚愎自用，猜忌之心日重，失去了往日励精图治的作风。征高丽，爱重魏王李泰，致使太子李承乾失宠谋反被诛；杀杜正伦，毁魏徵碑，贬崔仁师，诏令刘洎自尽，诛张亮……如此等等，做了一系列的错事。

居安思危之言犹在耳，李世民的作风却已一改常态。这固然是因为他气疾缠身，年老智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平生言行过于克己，在自制力渐弱之时，从前所固有的刚烈悍狠个性便逐渐抬头。

但他也并非完全糊涂，他在临死前一年的贞观二十二年，回首前尘，追省往事，认识到了晚年的诸多谬误，不禁有“不能善终”之叹。于是，他总结为帝二十二年的心得，撰成一部教诫诸子的政论《帝范》，在书中多次强调守成责任之重，并说：“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巧；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付与太子李治，希望李治能够善始善终，成为一代明主，并指出居于帝位治理天下的态度应是“日慎一日。”并且，他在书中根据自己追悔往事所得的感受说：“君子劳处其难，不肯安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可见，他虽说在晚年时做了一些错事，但在为政的大方针上，仍能保持着清醒。

晚年失误虽然较多，但李世民在后人的心目中所记得的那个李世民，却是贞观前期的李世民，那个几乎十全十美的英明帝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仿佛是另一个人，人们并不愿提起，然史家若不加以提及，一般人则不加以注意。可见，李世民在贞观前期所树立的形象，在世人心中过于高大，以至于不愿去想他那不能善始善终的晚年。事实上，即使真如有些史家所言，李世民善于粉饰自己，却也正说明了他树立自己领导形象的技巧之高明，并且十分细致。

综观整个贞观朝，李世民的作为虽前后不一，但在最重要的休养民力、恢复经济阶段，他还是基本上做到了晚年在《金镜》中所指出的一段话：“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王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自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使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也不是说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所以唯有知人善任的领导者，才可能完成超过自己能力的伟大事业。然而一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肯接受他人的忠告。作为领导者更应该注意这点。

臣对君忠君对臣仁

即便在专制社会中，聪明的政治家也往往懂得区别对待敌对阵营中的故臣旧将，除其首恶，用其精英，令其为自己服务，这可以说是既得人心，又显雅量，更得实惠的上上之策。开明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能够认识到选任人才的不易，无论是哪方阵营，人才都终是人才，只是所跟随的主子不同而已；既然自己用人要求下臣们忠诚，将忠诚作为美德，敌对方又何尝不是如此。人选到哪方阵营，是机遇而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因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下臣。正缘于此，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

俗话说：“礼尚往来”，这似乎不仅适用于礼节，人情似乎也是如此。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之间的关系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魏征常劝太子李建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人士纷纷逃匿，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尉迟敬德听人高叫：“建成、元吉左右助纣为虐，应尽数诛杀，尤以魏征最为可恶，不可轻恕。”尉迟敬德忙来见李世民，把所听之言对李世民说了。李世民问：“公以为如何?”尉迟敬德说：“谋君位，乱国家，罪在二凶，今二凶已除，谋杀其诸子已觉过份，何况要牵连其党羽?东宫大臣为建成出谋划策，也是尽臣子之职，何必追究?二人党羽甚多，若一一追究，天下恐将大乱。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一员武将竟有如此胸襟，实在难得，想了一想说：“别人都可不论，只有魏征，当初多次劝说建成早日对我下手，此人不可不杀。”

这时，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也来见李世民，一听李世民说要杀魏征，便一齐劝阻。长孙无忌说：“魏征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亦不失为忠臣，至少是称职的能臣，幸亏未为建成所用。”房玄龄也说：“魏征不是等闲之辈，朝野人士无不敬慕他的为人，欣赏他的才学，杀了魏征，将使士人寒心，请大王（注：此时李世民尚未即位）三思。”李世民思考良久说：“明日看他态度如何再定。”次日，李世民召见百官，命魏征前来答话。魏征奉诏前来，似乎胸有成竹，不卑不亢，李世民面带怒容，厉声问道：“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在场官员都为魏征捏一把汗，大家都知道他性情耿直，一旦激怒了李世民，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很是为他担忧。魏征倒举止自若，从容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众人一听，都大为吃惊。难道魏征料定自己难免一死，与其低头认罪，不如充硬骨头，也好落一个美名?

而更令百官吃惊的是，李世民竞转怒为喜，抚掌大笑。原来，昨日房玄龄等人走后，李世民反复思考他们的意见，以为魏征这个人不仅不能杀，因魏征本人不仅是个人才，杀了可惜，更重要的是天下英才可以由此而知，当今的秦王并非那种肚量狭隘、枉杀大臣的昏君，必然竭忠尽力。如此，则何愁天下不治?

想到此处，李世民不由感叹说：“早闻魏征说话直言无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现在免去你洗马一职，命你为詹事立簿。”魏征拜谢。-后又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王硅、魏征本为仇雠，后竟成为李世民的近臣，李世民作为一代封建君主的处世襟怀，由此自可想见。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之间，真正相得益彰，难怪于同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李世民满怀喜悦，再生感叹说：“魏征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弃怨用才，显示了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雄豪气度，使之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

君臣共勉同舟共济

最高的地方亦是最危险的地方。然而，究竟有多少帝王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这不胜之寒，步覆巍巍长城，脚踏雄雄泰山，龙颜何其悦也，那感觉就象一双龙足架在万民的肩头之上；舟于五湖，乘于四海，龙心何其畅也，那感觉犹如天下众生托其龙体，飘飘欲仙。李世民一生不好风流，不慕潇洒，更不是得意妄形之君，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言不仅使自己傲视群帝，亦使他的帝国傲视古今。同样，对于今天的管理者们，这些话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李世民一向“崇儒好仁。他所推崇的儒学，源起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无力恢复周礼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制度，便强调那种与原始民主遗风相联系的伦理情感，达到以“仁”求“礼”的目标。孔子所标榜的“仁”对于士人来说，既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李世民却也不止一次强调并身体力行。他鉴于隋亡教训，多次说：“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唐太宗对儒学的推崇还体现在他的“教子”问题上。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琏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王圭，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在这里他要求儿子对老师要如同对父亲一样尊敬，显然迎合了儒学士人做帝王师的理想。李世民还宣称有为君主也必须有老师教诲，他愿以儒学士人为师，在儒学士人的指导下去“保民而王”，这显然是一种对儒学士人地位的肯定，从而以儒学士人去为他影响并争取天下人之心。这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手段，也是他的“君道”能够得到历史上的儒学士人所承认的原因。

唐太宗的所谓“君道”，即“仁道”，他崇儒而好仁，行儒而推仁，“仁”的思想和行为贯穿了他治世的始终。他曾说：“朕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高汉祖，而规模不及也。”如果单以好仁而言，唐太宗明显是自谦之辞。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听说西周、秦朝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基本国情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异。然而，西周是只做好事不干坏事，积累功德，所以使国家维持了800多年。秦朝是恣行其事，放纵奢**，喜欢用严刑酷法惩戒人民，没有超过两代就亡国了。难道说做善事的人，就能给国家带来福气，延长国家的寿命。干坏事的人，政权就不能长久?我又听说，夏桀、商纣都是帝王，把他们和普通百姓相提并论，似乎侮辱了他们。颜回、闵损都是普通百姓，把他们和帝王相提并论，却又抬高了他们，这种比较方法，也是帝王深以为耻的事。我每次用这类事情作为鉴戒，经常担心赶不上人家，会受到人们的嘲笑。”

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夫子说：‘有人好忘事，搬了一次家，把家里的妻子都忘了。’孔夫子说：‘还有比这忘性更大的人呢!我就听说夏桀、商纣连自己的身体都忘记了。’但愿陛下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笑话，免得自己也做荒唐事，贻笑天下。”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身边大臣说：“身为一国之君，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损害百姓来供奉国君一时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充饥，肚子虽饱了，命也没了。如果欲使天下太平，必须首先正己严身，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斜，上边井然有序而下边混乱不堪的道理。为此朕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往往不是来源于外界，而大都是由自身的各种不良嗜好造成。假若过度沉溺于声色，贪欲越多，对自身的损害也就越大，不仅有害于国，也有害于民。若再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更会使民心涣散。民心怨恨一生，叛乱必起。朕这样想，就不敢再有纵情享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