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得知洛阳前线的军情的李渊,也密敕李世民班师西还。李世民则坚持认为“洛阳必可克”,并派一名叫封德彝的参谋军事西还入朝,向李渊说明对洛阳前线的看法。李世民信中说:“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惟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于是李渊认同了儿子的主张,让他继续围攻洛阳。这些都表现了李世民作为军事家的远见与胆识。
洛阳城由于长期被困,一个月之后,粮食供养严重缺乏,连公卿贵族也糠皮粗屑都不充足,草根木叶全被百姓吃光,死者满目,横陈道旁,城中居民三万家口骤然减至三千余家。正如李世民所料,此时洛阳城破指日可待。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我们对“主动”与“被动”开始更充分认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更呼唤时代的英雄;虽然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迫使很多人开始调整自己的思维,可“被动”是客观存在的,如何“主动”需要更多思考。主动与被动在很多行为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好地把握。
大敌当前亦从容两军相逢勇者胜
古今中外的许多名将和领袖,都具有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度和雅量,这使得他们得以屡屡化险为夷、大胜而归。最为令人感叹的是,在“行动的高温”里,成功的领导者仍能保持从容不迫的气度。做到从容不迫,不只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气质。没有从容难有清醒。正所谓,商场如战场,两军交战在所难免,此时,领导者一定要有从容不迫的气度,莫自行乱了分寸,不战而败。
“武牢之战”是李世民军事艺术实践的代表之作,更是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一战。这场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超人智慧和过人的胆识。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夏政权的领袖窦建德于武德二年八月,率兵十余万,先是攻取了唐之洛州、相州、黎阳等地,并又攻占王世充的卫州、殷州及新乡等地。很快便发展为可以与洛阳的郑和长安的唐相鼎立的势力。武德三年,当李世民围攻洛阳时,窦建德则利用了唐、郑交战的机会乘机发展势力,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山东和河北的地盘。起初,窦建德想让唐、郑苦斗,各自消耗实力,他好待机而收渔人之利。后来又看到洛阳危急,王世充势力有被消灭的危险,便决定出兵救郑。
面对新的战场形势,李世民就在青城宫召集将佐,计议对策。以萧璃、屈突通、封德彝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唐兵疲劳,王世充据守坚城,一时难以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暂避其锋,撤围退守新安,以后计划进取。而以郭孝恪、薛收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甸,两主就缚矣!”
权衡利弊,比较两种主张之后,李世民英明果断地同意了郭、薛二位将领的建议,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被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孤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百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人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于是李世民命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东都洛阳,自己亲率精骑三千五百余,急奔武牢,以阻挡窦建德的西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武牢之战发生了。
武德四年(公元621)三月癸末,李世民率军至武牢。一路上布下三处伏兵,分别由李世勋、程知节、秦叔宝率领。自己和尉迟敬德只带四名骑兵前往夏军驻地,离营三里时,遇上夏军巡逻。李世民为了引诱夏军主力出来决战,他不顾危险,大呼:“我秦王也。”并引弓而射,中一敌将。窦建德闻讯,立即派五六千奇兵来追。李世民等人且战且退,引敌进入伏击圈,从而重创夏军。但因这次窦建德军主力并未出来,因此李世民的伏击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双方势均力敌地相持了一个月左右。
是年四月,窦建德军队数战不利,军心有所涣散,将士思归,运粮道又遭到了唐将王君廓的抄袭,大将张青特也被唐兵俘虏,形势对夏军极为不利。在洛阳的王世充惟恐窦建德丢下他不管,频频遣使告急,又用钱财贿赂窦建德的将领,终于使窦建德没能采纳凌敬的合理建议,而与唐军胶着于虎牢关前,越来越陷入被动。
为突破僵局,寻找战机,当窦建德得知唐军战马饲料用尽,欲到河北放牧,便立即出动全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其实这正中了李世民的诱敌之计,将窦建德引了出来。
尽管中计,然而猛虎出洞,气势非凡,窦建德不仅兵多势众,而且阵势井然。李世民派遣小部队进行不问断骚扰和袭击,这当然不能损伤窦军的实力。此时窦建德已实在耐不住了,他想决战一场,胜了能解洛阳之围。他统率全军,擂鼓鸣号,向武牢关前进,大军前后长达二十多里。夏军如此阵势,使一些唐将产生畏惧心理。李世民登高了望后,对诸将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
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窦建德列阵自晨至午,士卒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已无斗志。此时李世民把握战机,命宇文士及等率三百骑经窦建德阵前驰南而上,并告诉宇文士及:若遇窦建德军不动,则引军而归,动则引兵东出,诱敌而击之。
宇文士及引军三百,赶到窦建德阵前,敌阵果动。李世民当即下令,说:“可以出击!”便命令士兵直奔窦建德的大营中帐,而窦建德此时正在接受百官朝拜,行礼如常,发觉唐军来袭,那些文官们东躲西藏,闹得窦建德碍手碍脚,指挥不灵。一时间,夏军兵败如山倒。李世民亦率轻骑先进,大军继至,东涉汜水,直逼其阵。唐兵猝至,所向披靡。
李世民亲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发动进攻,出其阵后,扬旗呐喊,使窦建德将士士气顿失,不战而自溃。唐军追击三十里,斩夏军首级三千。窦建德中槊负伤,被擒。李世民囚窦建德等至洛阳城下,示威王世充。王世充见状自然惊惶不已,只得献城投降。历时两个月的武牢之战至此以一石二鸟的胜利宣告结束,唐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李世民因军功卓著,被李渊加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公之上,并设立天策府及其府属,作为他在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至此,李世民的军事权力亦达到高峰。他的军事才华和战争指挥艺术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从容对敌,临危不乱是战斗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领导着必须具备的能力。领导是一个团体活动的中心人物,如果领导自乱阵脚,那无异于自动投降,自取灭亡。因而,作为一个领导,具备从容应战,临危不乱的素质是必然的前提。
未雨绸缪方能做到胸有成竹
古人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表达了一种料事如神,胸有成竹的心态;今人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所准备,有所计划,这样,事情来了,才不会慌了手脚,做到心中有数。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欲为“天子”就要给自己铺好路,待时机一到,便荣登宝座。李世民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因而,唐朝的太宗便成了李世民。
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在李世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动**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能由马上得之而不可在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才儒学之士了。因而,早在晋阳起兵前,便有所留心,在晋阳“密招豪友”,通过“推财养客”的手段,培植、结交了一些地方势力,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些人对李世民“莫不愿效死力”。
在他所搜罗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时已被人视为“当为栋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长安后,李世民将他引为秦王府兵参军,不久又被李渊调离秦府,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向李世民说:“府僚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闻听大惊,道:“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为府属。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有“经营四方”的大志,而不甘于“守藩端拱”了。由于李世民对杜如晦、房玄龄等早期人才的搜罗,此风已开,一干才俊便逐渐开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又乘机罗致了大批将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颇多名将。如在破刘武周时招抚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阳之战中救李世民于单雄信槊下,而且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亦有上乘表现。又如屈突通,原为隋朝大将,其人性刚毅,好武略,善骑射,后兵败降唐,乃为秦王府行军元帅长史,并从平薛举,又讨王世充,功不可没。
这样的人才后来更多。再如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定后,本当诛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为左亲卫,成为手下的亲信。张公谨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降唐后,因李世勋与尉迟敬德的推荐,被秦王引入幕府成为心腹。又如侯君集、李群羡、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爱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地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人才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玄龄自幼聪敏,在秦王府十几年中掌典管记,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乃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为。”昔在秦末,刘邦率军攻人成阳阿房宫,一些将军们纷纷掠珍玩、掳女人,惟萧何则直奔秦朝的籍簿和文册。房玄龄有轻物重人之德,真是比之汉朝萧何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骁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建立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薛收、褚亮、盖文达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李世民政治上的决策团,也是他的智囊团。
李世民在进兵关中以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身边形成了一个文武俱备的政治集团,他们当中几乎集聚了唐初的全部精英人物。全国统一的局面刚一形成,李世民便在自己智囊团的谋划下,极其迅速地把用人重心做了调整,开始搜罗文治之才。从此,李世民的秦王府中不仅具有统一天下的武将,并且也具备了治理天下的文臣。这时候,李世民同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