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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文件出台始末

2011年是粉碎“四人帮”35周年，也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这份历史决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命运。今天重新回顾，决议的诸多定论，在当下仍不过时，而它显示出的历史勇气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30年前一份决定了改革命运的关键文件，正被人们重新阅读和讨论。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经过两年的讨论、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彼时，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驶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蹰。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还有混乱的思想状况。即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号角，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过了界。1977年，“两个凡是”诞生；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这场拨乱反正的转身异常艰难。

决议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说，这纸文件的作用类似“定海神针”。

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实早在197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让邓小平做个“文革”决议，不过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决议。邓小平婉言谢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7月，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第三次复出，很快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设计和主持一份公正的决议成为可能，

早在复出前两个月，邓就已经明确表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矛头直指该年2月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9年10月底，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之前有三件事为决议铺路。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延续了胡耀邦于1978年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3月，务虚会临结束时，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9月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老帅叶剑英发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我们起草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郑惠生前回忆说。

先后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任职的郑惠也参与了叶剑英国庆讲话稿的起草。根据他的回忆，这篇讲话既要为决议做准备，又无法迈开太大步伐，起草者们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讲话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由于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所以只提了毛、周、朱；而所有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都没有主语。

10月30日，决议起草小组开会部署工作。邓小平反驳了那些“把问题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主张：“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整理出一份起草小组的不完全名单：主持者邓小平、胡耀邦，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分管部分工作的邓力群、吴冷西，从事具体起草工作的廖盖隆、袁木、滕文生、郑惠、邵华泽、卢之超、龚育之、李洪林、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郑必坚。

其中，胡乔木是唯一参加过中共党史上两次决议起草的人——他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中扮演辅助角色，那一份决议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1980年8月，决议起草期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来的手指，显然指向毛泽东。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实际上，给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邓小平希望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全程组织安排了法拉奇的采访，他说：“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这次谈话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国没有走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式道路。

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亦是邓小平为决议定下的基调。“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龚育之生前回忆说，

邓小平曾在主持决议起草期间先后发表过十几次谈话，其中多半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决议草稿的几次大改，也是因为没有完全符合这项原则。

邓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