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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朱祁钰（第1页）

第七章朱祁钰

成长经历

大明代宗景皇帝朱祁钰（公元1428－1457年），明宣宗朱瞻基皇二子，明英宗朱祁镇弟，明英宗被蒙古瓦刺军俘去之后继位，在位8年，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葬于北京市郊的金山口，明朝诸藩王的墓地。

明宣宗皇帝的次子。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驾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

明英宗-朱祁镇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孙皇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郕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景泰帝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对待迎回英宗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同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最后景泰帝的一生以悲剧告终，他的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景帝死后，英宗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景帝终身为恶，死不悔改。成化年间，一些臣僚开始为景帝鸣不平，他们认为景帝危难之时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却谥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责问，当时若不是景帝即位，外敌如何能退，英宗如何能返？宪宗虽然曾被景帝废去太子地位，但对这位叔叔的功绩还是相当理解。几经周折，宪宗下旨恢复景帝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景帝的功绩。但宪宗不太可能给景帝全面平反，所定谥号仅为5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字，景帝在规格上较其他皇帝低，而且景帝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17字。至此，景帝在礼仪规格上算是与明代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了。

意外继位

本来郕王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郕王奉命在御驾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即后来的朱见深）才两岁，国无长君，郕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受意下郕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

景泰皇帝明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郕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

郕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郕王的衣袖，对郕王解释大臣门并不是冲着郕王来的，只要郕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郕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景泰帝即位之后，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治为之一新，同时在于谦的指挥之下，开始了京城保卫战的准备工作，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遍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

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也先率领大批瓦剌骑兵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景泰帝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景泰帝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龃龉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

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景泰帝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宫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英宗回归之后，景泰帝派人严加看管，果然如于谦所说英宗的回归没有影响到景泰帝的帝位。但景泰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英宗的太子朱见浚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

景泰帝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朝臣门不愿公开反对景泰帝，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太子朱见浚被废为沂王，景泰帝的亲子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谁知，天背人愿，朱见济早夭，景泰帝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景泰帝还在壮年，子嗣的问题对他来讲还不用非常发愁。转眼已是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得了重病，建储的问题又成了热点问题被摆上了朝堂，可众大臣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朱见浚，有的主张立襄王，突然内宫传来景泰帝病体好转的消息，于是众大臣准备第二天上朝与景泰帝商议，但是景泰帝由于大病初愈，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不久就又睡着了，这一觉即改变了景泰帝的一生，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更改变了历史车轮的走向。

群臣没有等到景泰帝，于是相约明天早朝再来，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泰帝也于不久后去世，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于谦、王文被杀，明朝历史上景泰帝的统治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

景帝召名妓入宫遭逢夺门之变

景帝朱祁钰唯一的儿子朱见济死后，景帝颇受打击，为了尽早生出儿子，便开始纵情声色，甚至还将当时的名妓李惜儿召入宫中。事见明人黄景昉所著《国史唯疑》。

皇帝与名妓交往，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李师师当时是汴京名妓，名满天下，连宋徽宗也闻知其名，想要一亲芳泽。宋徽宗微服见到李师师后，惊若天人，从此对后宫佳丽视若无睹，隔三差五就出宫来李师师处寻欢作乐，有时还叫大学士王黼同去。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真实身份，自然百般奉承。宋徽宗霸占了李师师后，其他人哪敢与天子争美，只能望“师”兴叹。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甚厚，有一天喝醉了酒，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词讽刺宋徽宗。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杀了贾奕，最后还是看在李师师面子上，将他贬到琼州做参军。后宫嫔妃对宋徽宗如此迷恋一个妓女感到不可理解，受宠的韦贤妃私下问宋徽宗：“何物李娃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答道：“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命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可见，李师师令宋徽宗着迷的地方，还在于风韵独特。景帝之爱李惜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惜儿比起后宫其他嫔妃，风情大不相同，因此备受景帝宠爱。然而，李惜儿颇有个性，不肯像其他后宫嫔妃那样，只知道一味逢迎，与景帝时有口角。景帝一怒之下，将李惜儿赶出了皇宫。

继李惜儿后，景帝又纳唐妃，十分宠爱。十分可惜的是，尽管景帝求子心切，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他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景帝连受打击，加上纵欲过度，自己的身子也垮了下来。

这时候，景帝不得不开始考虑到底立谁为储，以作后备。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沂王如果重新当了太子，英宗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景帝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事么？这样，便只有一个人选，那便是襄王朱瞻墡。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集亲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不立孙子沂王朱见深，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一场惊天阴谋就要来临。

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石亨、宦官曹吉祥、王骥、张軏、杨善，以及徐有贞。其中，徐有贞为主谋。

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推荐石亨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于谦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石亨由一个待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难免受宠若惊，他内心深处是相当感激于谦的。为了表达对于谦知遇之恩的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景帝加封于谦的儿子于冕。

石亨也知道于谦当初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显然还不够了解于谦的为人。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他原来的一腔感恩之心，立即化做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景帝病重时，精心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他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景帝病重，起了异心，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夺门政变后，景帝得知有人兵变的消息，第一句话竟然是：“是于谦谋反了么？”历史人物的微妙之处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曹吉祥，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宦官。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当时英宗在位，曹吉祥就颇得宠信。景帝即位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等人都被杀掉。曹吉祥却由于奸滑、刁钻，逃过了一劫，并很快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

王骥，即前面提过的负责看守南宫的靖远伯，他靠战功起家，在英宗一朝和景帝一朝都备受信任。

张軏（音yue，同悦），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曾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此时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前面那位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和口才迎回了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不世之功，却为景帝所压抑，自然要将赌注全部下在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说：“就是那个建议南迁的徐珵吗？此人心术不正，任国子监祭酒之职岂不败坏了诸生的心术！”未能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他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徐珵将名字改为徐有贞。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地区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一直治理不好。

正统初年，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东北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朝廷十分惊恐，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明史·河渠一》）。

在处理影响广大的复杂问题时，徐有贞被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他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徐有贞《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敕修河道工完之碑》），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明史·河渠一》），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徐有贞进为左副都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