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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回顾 北洋舰队官兵曾长期遭误解（第2页）

迟缓的舰队

此时的北洋海军还是对已经准备作战的联合舰队一无所知。之所以被日军先行发现，原因竟然是煤炭！

北洋舰队的燃煤一直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1894年后曾为醇亲王府总管的张翼在李鸿章保举下接办开平煤矿后，开始用劣质碎煤对付北洋海军，原因是北洋舰队经费日渐缺乏，给价不高。为此，丰岛海战后的7月30日，丁汝昌曾经致信张翼，指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丁汝昌斥责说，这种低价都卖不出去的煤炭连民船都不用，却用来“塞责海军”，如果再将这样的劣质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把这种情况报给李鸿章。

然而清朝的官场，正受到弹劾、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丁汝昌显然奈何不了左右逢源的张翼。大战在即，北洋舰队在旅顺港补充的依旧是劣质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开滦优质“五槽”煤根本无从得见。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对手。

据随北洋海军参战的德国陆军军官、北洋舰队总察汉纳根的海战报告，上午10点，在北洋舰队南方天际发现了一抹汽烟。但直到中午12点，此时与定远舰并排停泊、位于舰队编队南侧的镇远舰瞭望手才发现了更多的烟柱，烟柱下方，全部是涂装成白色的日军军舰。

“远处看见敌舰煤烟！”北洋舰队参战美军军官马吉芬在战后记载。一名军官冲进定远舰餐厅，用英语喊道：“TheJiapa，sir！（先生们，发现日本军舰！）”

此时大量运输舰艇和陆军部队就在北洋舰队后方的鸭绿江口。对于力图避战的丁汝昌来说，他不能抛弃运输舰只于不顾，决战已不可避免。于是，1894年9月17日12点10分左右，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全部起锚，开始驶往大东沟外远离登陆舰队的开阔海面迎战。此时，亚洲最大的两支舰队只相距17海里。

丁汝昌排出的是以“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为核心、其余舰艇在两翼一字排开的横队。日军则分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部分，以两个首尾相随的纵队从北洋舰队前面通过。丁汝昌的阵法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北洋舰队被指以落后于时代的横队迎战日军采用的当时世界上概念最新的纵队编队（但还没有在当时的时代接受过实战考验）。

联合军队主要装备的120和150毫米口径速射舰炮主要位于舰艇侧舷，纵队编队能够让舰队最大程度地发扬火力。然而，如果能够实际登上北洋舰队的舰艇，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会发现，丁汝昌的做法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19世纪维多利亚式涂装的铁甲舰（舰体黑色，舰樯白色）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岸边。从舰型上它和今天的战舰就有很大不同：舰艇首位呈现出圆钝形，舰首下方则向前突出，下有向前伸出的撞角。舰艇首尾上方各有一座黑色的碉堡形炮塔，一门短粗的150毫米口径舰炮从射击孔中伸出。炮塔下方两条巨大金龙雕饰上方有两个大字，告诉人们它的名字——定远。

这是按当年北洋海军旗舰，也是北洋海军第一主力舰定远舰仿制的1∶1复原实物。直到2000年之前，中国海军都还没有一艘战斗舰艇超过100年前北洋海军这艘主力舰的排水量。定远舰设计建造技术顾问、海军史学者陈悦向本刊记者详细介绍了定远舰的结构和火力：“你只要亲自登上战舰，就会发现，许多对于丁汝昌指挥无能的质疑是有失公允的。”

定远舰排水量虽然高达7000多吨，但由于装甲厚重，舰身设计成短而宽的形状，两侧并没有太多空间布置太多横向火炮。除了舰艇首尾的150毫米火炮，最主要的武器是舰首后方两侧的两座双联装305毫米克虏伯巨炮。除了这4门主要火炮，定远舰侧面装备了一些小口径火炮。如此，只有当以军舰舰首对准敌方舰艇时，定远和同级别的姊妹舰镇远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扬火力，同时还保有撞击敌舰的可能。陈悦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都购置于1884年之前，舰炮火力主要集中在舰首。既然任何一种作战方式归根结底要受到武器的制约，丁汝昌排出的横阵并非仓促慌乱之举，而是北洋海军既定的惯常战阵。

然而这个作战编队还是从一开始便出现漏洞，但这并不是军人们的责任。

位于北洋舰队横阵最右方的是采购于1881年的“超勇”和“扬威”两舰。在定远舰内地陈列室内，可以看到每一艘北洋舰队战舰的精致模型。采购之初，这两艘战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陈悦告诉本刊记者，这两艘军舰最初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个星座动物有角，可以撞击作战之意。但不幸的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世界海军舰艇和舰载装备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仅仅过了13年，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战舰已成为北洋舰队中最老的两艘舰艇。不但动力设备远落后于日本舰艇的新型锅炉，频繁使用导致的老化让其最大速度只有8节，甚至远远落后于北洋舰队其他舰艇。如此一来，要进行正常编队作战，则只能让北洋舰队其他舰艇降低航速屈就。

舰船的速度是机动性和战斗力的核心。日军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当时日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都不明白北洋舰队为何采用如此慢的航速作战。“获得此次海战的胜利结果，完全取决于这第一回合的战斗。然而对实现这一点产生了怀疑，原因是敌阵没有运用战斗的速度，而采取了慢速。”

航速一失，以舰首对敌作战的前提便失去了一半。亲身参与过黄海海战的日本军舰设计家、战后官至造船中将的近藤基树写道：“该舰队之运动则不是一味前进，而是屡屡变换航线及方向，专以舰首朝向我阵，尽量使用其舰首炮及冲角，似欲横断我之单纵阵形，然（航速太低）终未如愿。”

即便如此，北洋海军官兵们仍旧充满了战斗**。“一群群肤色黝黑的水兵将发辫盘在头上，将袖子挽上手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的火炮旁，迫不及待地准备决一死战。”镇远舰顾问马吉芬后来回忆，北洋官兵早已把战舰准备到临战状态。

定远舰上，维多利亚式涂装中白色的舰樯已经在出航前改成灰黑色。根据丰岛海战的经验，“所有的舢板都被卸除，每艘军舰仅留6桨轻便划艇一只，以防军舰遭遇不测之灾并防止向敌军投降的行为”。遮盖定远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1英寸厚的重炮罩也被拆去，为的是避免中弹时把火炮卡住，“而且它太薄了，除了机关炮弹外，什么都挡不住，反而很容易成为一个牢笼。因为炮弹有可能在无阻挡的情况下直接飞过露炮塔上方，如果遇到此，炮罩就会穿透之，然后爆炸，令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充满破片与火焰。甚至连甲板都铺沙蓄水以防止火灾。

“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北洋舰队军人从此前丰岛海战日军击沉“高升号”运兵船，并屠杀落水中国军人的暴行中，意识到和日本人的海上对决，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当时在来远舰上有一名叫陈学海的三等水手，在海战62年后，他依稀回顾了大战爆发那一刻：“11点半开晌饭，饭菜刚在甲板上摆好，日本舰队就露头了。定远舰上有个水师学堂的实习生，最先发现日本船，立时打旗语通知各船。丁统领挂‘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实弹，准备战斗。于是，咱这10条舰排成双纵队，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

蒙冤的提督

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在中日舰队相距将近6000米的距离上，定远舰主炮发出了第一发炮弹。10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记录了战争爆发这一刻海面的天气：“当日，风力微弱，晴雨计在30英寸以上，平均湿度约76度，晴朗无浪，天气甚好。”黄海上空只有微微的卷积云，海面风平浪静，几乎是最理想的作战海况。

在日军舰艇高千穗上，分队长小笠原长生在《海战日录》中记载，定远舰这枚305毫米口径炮弹从日军第一游击队上空飞过，在舰队左舷落入海中，“海水顿时腾高数丈”。松岛舰上的海军大尉木村浩吉记载：“其他诸舰随之（射击），敌弹往往落在我游击队诸舰之近旁，海上各处形成喷水水柱。令人感觉敌国炮手之技术亦不可小觑。尤其接近“浪速号”右舷后部落下之炮弹，令余颇感忧虑。”

日军没有还击，只是加快速度从北洋舰队前方冲向其右翼，以便让北洋舰队陷入侧面射击的障碍区。日军主要舰炮为120和150毫米口径速射炮，射速虽高，射程却较短，伊东佑亨命令，在3000米距离上才允许开火。

第一艘被击中的军舰是日本旗舰“松岛号”。12点55分，松岛舰320毫米口径的巨型主炮被北洋舰队一发150毫米口径舰炮击中。川崎三郎在战后报告中写道：“12时55分，敌弹命中我32厘米炮塔。”

为击沉令日本海军生畏的“定远”和“镇远”巨舰，日本海军特别任命法国设计师在国内建造了三景舰，以著名的日本三景“松岛”、“桥立”、“严岛”命名。“三景舰”的特点是各装备一门口径320毫米大炮，超过“定远”305毫米口径，但装甲却薄弱得多。日军有将领评价这种赌博性质的军舰是“手持利刃的赤身**兵”。这发150毫米口径炮弹，让日军寄重望于击穿“定远”和“镇远”两舰装甲的320毫米巨炮之一在一开战就失去了旋转能力。

在单方面的炮击中，日军终于按捺不住，在抵达3000米距离之前开始射击。几乎是在海战开始不久，一发日军120毫米口径爆破弹也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飞桥（舰桥，即军舰指挥观测平台）附近爆炸。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第一次射击时就震塌了其年久失修的舰桥，导致上面北洋舰队主帅丁汝昌开战即跌成重伤，舰队失去指挥，以此证明北洋之腐朽。然而，从复制的定远舰上很容易发现，其飞桥根本就不在305毫米舰炮正上方。

陈悦带本刊记者进入到舰体两侧两座双联装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巨炮炮塔内，巨大的炮身和旋转机构几乎将炮塔空间占满。陈悦说，在北洋海军此次出航前，为作战起见，已将巨炮顶部炮罩拆下以开阔射击视野，也避免火炮发射烟雾影响射手作战。士兵们完全可以看见飞桥，就此也可以否定另一种阴谋论的说法——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有意趁丁汝昌在舰桥上时，命令炮手开火。

定远舰两座巨炮炮塔之间是一个狭窄的钢制管型舱室，即军舰指挥室。一条纵贯舰艇甲板上部的钢木制天桥从上面经过，天桥甲板上有一个开口可以直接下到指挥室内。陈悦告诉本刊记者，战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在这个指挥室内指挥舰艇。当时舰长的主要职责就是指挥操纵驾驶舰艇，保持舰艇编队，这也是那时海战最重要的一环。舰队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则和汉纳根站在天桥最前端，如日军西京丸上参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一样，实际只能起到激励舰队士气的作用。舰队的实际指挥需要通过旗舰上发出的旗语来进行。

真实的情况，松岛舰上的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也有观测：交战之初，悬挂五彩提督旗的定远舰樯上部（飞桥）就被日军炮弹打断，此乃12时58分。丁汝昌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压住而无法动弹，炮弹引发的大火点燃了他的衣服，最后水手们不得不把他燃烧的衣服撕去，但他右脸和脖颈已经被严重烧伤。

重伤后的丁汝昌仍然坐在主炮后方的甲板上，以鼓舞往来作战的水兵的士气。当时汉纳根的顾问、英国人泰勒日后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PullingStringsina）中写道：“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则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泰勒被丁汝昌的勇气所感动：“予过之，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日军速射炮弹火力、射击的精确甚至是某种运气打伤了丁汝昌，他却被很多人以“无能”二字轻易地定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