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在生活上很节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吃阳春面与他老板的身份很不相称,街上到处都是“包打听”。每当这时,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话说:“阿拉屋里厢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阳春面,清清肠胃,倒也满惬意的。”
看到丈夫日夜忙碌,身体日渐消瘦,钱希均很心疼。她每天回家早,总是做些可口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毛泽民很爱吃辣,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他有胃病,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钱希均就尽量买些他喜欢吃的蔬菜做给他吃。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毛泽民常常思念家乡。他经常向钱希均讲起自己的大哥毛泽东。每当这时,他的脸上都洋溢着敬慕和思念的神情。钱希均虽然没有见过大哥,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敬意。
从1926—1931年6年的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甩掉身后的“尾巴”,她经常多走很多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个“包打听”突然闯进协新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正是出外办事的钱希均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报告。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使这场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1931年初夏,上海党中央领导层连续出现叛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这年秋天,他们来到红都瑞金。钱希均终于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泽东。初到瑞金时,他们夫妻与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则与大嫂贺子珍亲如姐妹。长期在白区秘密环境中工作的钱希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就连走路都带着歌声和笑声。从这时到红军长征,钱希均一直担任《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被编在中央纵队。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还要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宣传抗日。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砺的钱希均,性格倔犟、执拗,她跟毛泽民提出分手也许是赌气,但性格耿直的毛泽民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放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从来不会勉强和迁就对方。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秀霞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了延安,考入陕北公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达迪化后,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又被增补为新疆省政务委员。在从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华,以后这个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
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
“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
这下可把朱旦华弄糊涂了。
邓发收住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周彬都是泽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来迪化的,本来是去苏联治病的,后来,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亲弟弟,难怪他的发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华的心中油然而升。
邓发趁热打铁:“泽民同志结过婚,他的妻子钱希均是位老红军,因为性格差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别看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很客气,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放心。泽民同志身边有不少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他的生活,会影响党的工作的……”
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
这场“相亲”戏就是邓发导演的。见两位“主角”都到场了,邓发做了一个鬼脸,掩上门离开了。
谈话间,毛泽民仔细地打量着朱旦华,白皙的圆脸盘,齐耳的短发,金丝眼镜后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条纹棉袍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秀雅。此时,朱旦华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毛泽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有意把话题岔开了。她向毛泽民谈起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陕北公学开学的第一天,毛主席来给同学们讲课。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广场上听课的每一个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他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脸庞上仍然洋溢着喜悦。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他们登山远望,心旷神怡。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从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冲,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党组织派他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从在上海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到如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接着,毛泽民又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朱旦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心潮跟随着毛泽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激**起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