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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转弱为强因商鞅变法何炳棣 实是墨者功劳（第3页）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荀子这著名的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应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本文考证的结果。总之，从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实反思，献公朝确是转弱为强的枢纽，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却是来自仕秦的墨者。

结论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秦墨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二十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防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

《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

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

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对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1。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2。略阐由佛引起儒释道三教混融之后，转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术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著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

《汉书·元帝纪》：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写于1973年8月5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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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杨振宁：何先生讨论了很多的史学的问题，我是外行，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从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何先生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境界如此之高远、思想如此之活跃，极其有挑战性，这是我们很钦佩的。

林家翘：墨子是不是被时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实践家，他的人品极其高尚，摩顶放踵，我非常钦佩他的那种救世济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何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将秦墨史视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悲剧。

那么，我请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何先生将来从秦墨史的影响，转变到商鞅变法的影响，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论墨者与献公的密切关系，不就是已经修正了两千年来认为秦国由弱致强归于商鞅变法吗？

陈来：十年不见了，何先生看上去还是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声若洪钟，刚才杨先生说：何先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与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题目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岁，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没有念完，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华，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的话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看来读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纪录，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传奇，还没有人能考过他的。”追忆这件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战”式自我磨练的原则。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学问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现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几年前过世了，我们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不成其为家。

我只能极简单地回答您的问题。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