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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台共根据地 一个台湾村庄的遭遇（第4页）

陈本江立刻下达做战命令，并且决定如果不敌，要有撤退的准备。从二十九日凌晨开始，保卫队和官兵展开激烈的战斗，基地指导员刘学坤、联络员廖朝，以及数十名队员，都在激战中阵亡。

官兵对山上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辽阔的山区和草莽丛林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但是，保卫队不论在兵力或武器上，都相差过于悬殊。由于他们珍惜弹药，从来没有真正实弹射击训练，到了要作战的时候，才发现枪枝和子弹的规格居然不合，无法使用。而自制的手榴弹，不晓得是因为制造方法错误，还是受潮，十个当中竟有九个无法引爆。

不久，陈朝阳、陈启旺、周水等一百多名保卫队队员被逮捕，国民党一方面运用这些队员对民众作宣传，一方面也向仍然在抵抗的人“招降”，鼓励他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结予自新的机会。

一九五三年一月，作战了十几天的陈本江准备撤退。他本人带著林三合、陈银、林素月由后山逃走，陈春庆带了陈通和、陈炎树、王仙景等人由坪林方向离去。据陈桑说，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事先通知全体队员。

到了二月中旬，逃到深山的队员因为无法突破包围圈，而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没有办法再支持，一百五十多名队员集体弃械投降。

前后六十四天（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的围剿，共有四百多名队员及村民被捕，数十名被打死。一家人被同时抓住的不少，如陈金碇、陈溪俊、陈万居、陈秋永、陈贵五位兄弟，村长陈启旺和儿子陈田其、陈春英、陈春阳兄弟，许希宽、许东茂兄弟等。

躲藏在山中的周朝木，后来因为没有粮食，活活饿死了。少数几个人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六月中旬，陈本江、林三合、陈银林素月在高雄被逮捕。他们将其他逃亡同志可能去的地方，提供给了保密局。年底，陈春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等人，在淡水被捕获。

青苔和杂草，占据了半倾的土角厝

听著鹿窟旧事，我们走在黄尘滚滚的山道上，不知不觉深入山区。陈桑一路上时而昂扬，时而沮丧的情绪，突然间跌宕到最低点。

“唉！”他颓然指著对面的山峰：“那些房子都没有了！”顺著他的手势，我们只看到对面有一小块光秃了的地带。陈桑说，那里曾经是基地的一部份。

这么多年了，就算没有人蓄意去破坏，木搭草盖的房舍，恐怕在风吹雨打下，也已朽烂倾圯。如今，我们连通往当年基地现场的路都找不到了，再过些年，也许连这点痕迹，都要被无情的大自然掩盖了吧了。

我们离开山路，在浓密的管草和树林中前进，寻找几名被枪决的坟墓。偶尔，陈桑会在一堆蔓草中，指点出半倾的土结厝，告诉我们这曾是某人的祖厝。仔细端详，青苔和杂草早已占据了它们，以至于连房子原有的轮廓，都无从想像了。

很意外地，我们正披荆斩棘的时候，巧遇了另一位本案的当事人。他戴著斗笠，皮肤黧黑，外表上就像一位平常的农夫。几年的牢狱生活，似乎并未摧残他的健康。他蹲在草丛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著，手中的镰刀砍起了一堆乱草。

习惯山林生活的他，在出狱后又回到了鹿窟。人散了，基地没了，但是，山林总是还在吧！鹿窟村也好，光明村也好，对于像他这样只愿寻寻常常过日子的人而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锐利的管草，割得我们手脚都伤痕累累。皮肉之伤，总是好的很快；但是，心灵的伤呢？

一九五三年五月，自新的廖妈福、陈本江等一百八十五人被释放，其他两百四十五人被起诉并判刑。

许希宽、陈义农、廖木盛、陈田其、陈朝阳、陈春英、周水、林茂同、萧涂基、林金子、余福连、王忠贤、廖西盛、黄伯达、高火旺、陈万居、詹清漂等八十五人，死刑。

许东茂，无期徒刑。

陈笃恭、黄烟秋、王文山、陈新发、陈清、李石城、秦斗盛、林水旺等一百六十四人分别处八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被判死刑的，分别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六月二十五日及翌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在台北马场町（今天的萤桥）枪决。

连未成年的儿童也要坐牢

基地的主要干部，大部份都没有被判死刑，有许多人甚至以自新释放。被处死的，很多是鹿窟村当地的村民，或是上山参与革命大业的下阶层群众。

一些未成年的儿童，也被判有罪。如王文山，被捕的时候才十五岁，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刑。

我们离开树丛，来到当年的临时联合指挥所鹿窟光明寺。

当年，被逮捕的队员，以及附近被抓来审问的村民，都集中在光明寺的广场上，分成男女两边，有的还用绳索绑成一串，大家排排坐。

八十多岁的庙公，由于年老力衰、双耳重听，没有办法明确地回答我们的问话，只是不断热情地重覆著：“入内奉茶啦！歇困一下！”在我们高声追问下，他才如梦初醒地回答：“有啦，那时官兵真正多，住真久才离开。”“当时官兵他问我真多，要我带路哩！”两位路过的老伯，脖子上搭著毛巾，一副登山健行的模样，也成为我们询问的对象：欧吉桑，请问您们知道“鹿窟案”吗？

“知罗！”他们点著头。

有一位迟疑了一下，终于告诉我们：“当时附近的人都被官兵抓来庙前，给大人问话，连我也被抓来问了十天哪、冬天冷飕飕，也没有棉被可以盖，冷得皮皮！”被官兵打死的人，用棍子倒绑著扛过庙口，就像绑猪仔一样！

想不到，三十多年了，附近只要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个案件还是记忆犹新。

给国民党压落底无知，才是真憨

没多久，陈桑和过路老伯中的另一位争执起来。

“当时伊们就是憨，才会给人骗死啦！”“啥咪憨！”陈桑气呼呼地说：“给国民党押落底无知，才是真憨。”陈桑一面嘀咕，一面从树缝中指出去：“小鬼队也在庙这边监视。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往台北的方向看，那时候的树还没有这么密，看得清楚。”过了一会儿，他想起什么似地又说：“什么憨！当时我们连一句北京话也不会讲，不为名、不为利，大家为的是子孙将来！”。

“鹿窟案”的侦破，使国民党连带破获树林三角埔、士城、淡水等地的地下组织。

同时，由于这个案件的经验，他们对山区矿场、林场员工的保防工作，以及炸药雷管的管制，都做了彻底的改善。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改进台湾各山区的警政、户政等各项行政措施，并密切注意沿海走私船的活动。而“鹿窟案”的当事人，却像台湾早期政治案件的受刑人一样，大部份对政治既惊且惧，甚至不愿再提起当年的旧事。

返回台北的路上，陈桑仍慷慨激昂地谈论著当年的旧事。望著路旁一盏孤独的灯光，夜幕的催眠向我们袭来，他的话语，似乎也一声声地低沉下去，终至了无声息。（摘自林树枝著《出土政治冤案第二集---良心犯的血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