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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野心丰臣秀吉曾经打算迁都北京进军印度（第2页）

向日本民族灌输这种思想的，当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日本社会精英对民众灌输这种思想，从不乏近卫内阁起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的丰臣秀吉。

在日本的历史上，总是不乏反复论证“扩张有理”的知识分子。令人感慨的是，数百年来，日本的社会精英总是与对外扩张结下不解之缘。

大致总结一下，这些扩张理论主要包括：

1855年吉田松阴提出的“扩张补偿论”；

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大陆政策”；

1869年，木户效允提出的“征韩论”；

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论”；

1928年，石原莞尔提出的“满洲利益线理论”，

以及近卫提出的“国际正义论”等等。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日本并非在通过明治维新国力上升之后，才有扩张的冲动。对外扩张是其民族的基因，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学说”，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立即就成了一种实践。

迁都北京，进军印度！

早在16世纪末日本的战国时期，以武力统一日本的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6-1598）就提出了大陆扩张的构想。

1578年，丰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

1584年，担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提出了一个带有时间表的扩张计划：在占领朝鲜之后，于1593年初占领北京，1594年日本迁都北京，然后再进军印度。

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苎印度”。

不过，丰臣秀吉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理想层面”。

丰臣秀吉两度兴兵进犯朝鲜，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鲜的沉重打击，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的明代历史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抗倭战争”，其实就与丰臣秀吉和其侵略思想有关。

明代嘉靖年间起，日本人就在山东至广东沿海一带经常出没，抢占地盘、烧杀抢掠，他们长期骚扰中国海岸线，才有了戚继光打击倭寇的故事。尽管戚继光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无法改变日本对此后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回应日本的侵扰，同时又避免中国海盗与日本人勾结，明朝实施了闭关禁海的政策，曾经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大明朝，由此转向了保守，大国的胸襟就此渐渐失去，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

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这样的表述，明代江南的手工业、制造业发达，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明朝的闭关政策的确立，“萌芽”的“资本主义”最终没能进一步发展。按照这种说法，有可能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国，就此徘徊不前，大陆文明未能及时连接海上文明。

帝国的停滞，自然有各种因素所决定。倭寇的骚扰让统治者不胜其烦，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随着丰臣秀吉于1598年病死，其迁都北京进攻印度的扩张大陆的计划彻底失败。然而，丰臣秀吉“灭朝鲜，侵中国”的战争思路，却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幕府时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长（1730-1801）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这种思想认为，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家。

本居宣长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国学家、历史学家，也是引领“大日本帝国”思潮的先导之一。他主张，必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要各国都前来向日本朝贡。鉴于他在日本学者中的地位，众多日本人对其思想推崇备至，并开启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大日本帝国”战略构想。

其实，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古代日本受中国冲击和影响严重有关。当日本社会面临文化问题与社会危机的时候，日本的思想家们便提出，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污染，从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心理，这其实是将外来文化作为现实挫折的替罪羊，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优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长的民族优越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冲击，具有保守倾向。从本质上说，他表达了日本文人试图让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摆脱中国文化的冲击，从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

但由此而引发的“日本是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恋倾向，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后来的扩张的一个思想源泉，并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中国经历上千年的分分合合，孕育出的古代灿烂文明，被日本通过一次大化改新，尽数吸收；欧洲通过上千年探索，经历了黑暗中世纪才探索出来的政治文明，日本用短短数十年便收入囊中。

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日本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是所有学到的东西，必然会与本民族的文化相交融。

日本是一个骤然站立起来的民族，在突然强大之后必然有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实际上本来就是这个狭长岛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