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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600万两白银换来万国来朝的意淫（第2页）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洪保此行，让天方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与天方国临近的默德那国，也因为郑和来访，派遣使者与天方国一道来中国。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一，天方国国王遣使来京，朝贡长颈鹿、象、马等物，明宣宗亲自到奉天门迎接，高兴地接纳了献礼。

但实际上，这些献礼，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3610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000把。由于明朝政府禁止中国商人从事外贸，除了政府自己以朝贡贸易形式经营的外贸之外，进出口贸易几乎全被贡使及其随从垄断。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既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又能通过贸易赚钱，前来进贡（实际上是经商）的国王和贡使自然趋之若骛。

全免关税之外，“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暹罗国所贡的“碗石”，在中国是极普通的东西，政府也不得不给价每斤200贯收购。在日本，一把刀仅值800到1000文，政府却给价5000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20万把，统一由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明史·郑和传》认为，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的确，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

黄仁宇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在此情况下，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

1477年，明朝御史刘大夏奏请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他的动机颇受争议。但在《明史》中，刘大夏是一个极正直的儒家官员，任何牵累国家苍生的行为他都坚决反对。

档案材料的销毁，导致很多历史事实扑朔迷离，比如郑和之死。

孤帆远影

郑和卒于何时何地，有多种说法。不少学者认为，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后不久，即在1435年去世。而郑一均先生研究证明，1433年4月上旬，郑和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死于古里。然后，船队循惯经航线，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爪哇归国。当时已入夏季，船队又航行于热带地区，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不可能载回中国安葬，便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回南京后，在牛首山建了一座衣冠墓。

争议归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1436年，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

1905年5月18日，《新民丛报》第21期，梁启超以其热情之笔，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赞郑和是与哥伦布、维哥达嘉马（达迦马）“并使而兴”的“海上之巨人”，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巨人”。借此振奋人心，激励民气。

但是，尽管李约瑟据郑和船队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事实却是，中国在15世纪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渐渐沦落。

1405，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十年之后，葡萄牙亨利亲王首航北非休达。达伽马继续亨利亲王的航行活动，最终发现了新航线。梁启超感慨道：“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的确不是郑和之罪。一方面，明朝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不能均衡持久；另一方面，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汤汤，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鄙视商税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他在内的封建帝王，坚守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30多年内七次远航、最远曾抵达非洲东岸的“郑和下西洋”，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年至1433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1498之后，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1509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3艘中国帆船，几年之后，葡萄牙便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