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不在家的境况,让徐志摩和张幼仪没有可能用日久生情来弥补不断扩大的缝隙。即便在婚后第三年,两人拥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徐积锴)也没有任何改变,儿子诞生之后,徐志摩算
是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开始了多年的美欧留学生活。
在徐志摩不在家的时候,幼仪全力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而且在她所居住的乡下地方,除非有人陪,否则女人是不准跨出家门一步的。无事可忙的时候,她只能整日和老太太在一起缝缝补补,一做就是几个钟头。因为很少出门,在娘家五年期间,张幼仪甚至不知道徐家在当地拥有的产业是什么模样。
徐积锴是幼仪为徐家贡献的长孙(后来成为徐家唯一传人),但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角色是被严格限定的,孩子是属于徐家的,养育过程是老爷、老太太决定的,幼仪只被准予偶尔照顾,洗澡时有保姆,睡觉时有奶妈,即便抱孩子的姿势也会得到公婆的纠正。
但对幼仪来说,这一切没什么不对,她的妈妈早就教育过她,到了娘家,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离婚“典范”
“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
张幼仪知道徐志摩瞧不上她,她试图改变,但即便改变不了,也是她的命,这没关系,他可以娶他喜欢的女人进门做姨太太、做小妾,只要她不犯“七出”里的任何过错,幼仪相信她将始终是徐家的大太太。
但张幼仪不知道,她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幼仪的二哥张嘉森(即张君劢,近代政治家、哲学家,新儒学早期代表人之一)从欧洲回来,二哥对幼仪从小疼爱有加,正是他,在幼仪3岁裹小脚时,因见不得妹妹裹脚时的痛苦,强行制止。他告诉妈妈,如果将来妹妹因为未裹小脚而没人要时,他将抚养妹妹一辈子。当时,他16岁。
张嘉森对徐志摩也颇为赏识,并把徐志摩引荐给自己的好朋友梁启超,让其成为梁启超的弟子。但当他知道徐志摩既没有给幼仪写信也没有让她去欧洲相聚时,对妹妹说“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
就这样,在张嘉森与徐家的交涉下,1920年冬天,张幼仪在一个华人家庭陪伴下,去欧洲见徐志摩。
此次出行,张幼仪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她猜想丈夫可能有了女朋友,也做好了接纳的准备,因为迎接小老婆是她的义务,善妒排妾是“七出”之一。但她没料到的是,重逢的开始,也是她对徐志摩产生反感的开端,并最终以在异国离异收场。
船到马赛港的那一刻,她的心就凉了一截,在所有在岸边守望的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丝巾,不同的是,在接船人群中,他是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出现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久得她差点忘记徐志摩从不曾正眼看过她,总是视她为无物的样子。但这一刻,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
在英国的生活是家里那“四个月”的延续,甚至更不如。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好像家乡的佣人一样。”
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总是阴阴的。当早上起来,他可以出门不用长时间看见幼仪时,便满脸阳光;当黄昏或晚上回来时,阴郁又重回他的脸上。如果凭意志力可以让幼仪在他面前消失的话,幼仪相信他早就做千百遍了。从这时起,幼仪发现,她对自己原本应该敬畏服从的丈夫开始产生反感。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立刻说道:“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
幼仪相信如果她的父母和公婆知道她又有了身孕会是怎样的欣喜,她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从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起这个男人的本性和心肠了。
9月初的一天,在晚饭过后,徐志摩对张幼仪提出想要离婚。这并不是张幼仪第一次从丈夫嘴里听到这个词。早在她怀上长子积锴之前,徐志摩就在她面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当时幼仪虽然听得心惊,却不担心,因为她知道,女人只有犯“七出”之错才会被男人抛弃,而被抛弃的结果,据她所知只有三条路:卖娼、出家、自尽。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逼她走向绝路。
但现在,张幼仪知道,徐志摩已经容不下她了。她不知道的是,丈夫的离婚还受着他人的鼓励,据赵元任(语言学家)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欧洲留学生的生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在有孕呢。”
为了让徐志摩顺利离婚,这些留学生们还帮徐志摩想计策。据罗家伦(近代教育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回忆,当时在一家饭店,徐志摩请七八个人吃饭,让帮想主意,大家提议“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想来想去,大家想到还没成家的金岳霖(哲学家)身上,没想到金岳霖正跟朋友在屏风另一侧吃饭,听到后,推开屏风,对他们叫了一声:“嘿!”结果满桌人大笑起来。
最终,金岳霖没有成为“替身”,反倒成了离婚证明人。在9月初提出离婚后没几天,徐志摩便不告而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后幸得幼仪的二哥,此时正在法国巴黎的张嘉森帮助,把妹妹接到法国安顿下来。
半年之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了离婚协议,终结了维持了七年的婚姻。此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才一周。
德国“训练场”
“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离婚后,张幼仪选择留在德国,那是一段由死转生的日子,而远离父母、公婆、中国社会风俗的欧洲,成为她面对独立生活的最好训练场。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事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引起极大波澜,他们被称为中国第一对以“西方形式”离婚的人,为民国的离婚风潮开了先例。
即便在多年之后,当张幼仪回国时,仍能听到社会上素不相识的人在谈论他们的离婚。一次,在火车上,幼仪刚好坐在两个谈论她的女人对面。一个说“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另一个附和道:“要不然徐志摩干嘛离开她?”
实际上,即便是张家人,在之后的岁月里也很少提及此事。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著有《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曾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中国文学,她是在研读《中国史概论》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对自己极好的姑婆张幼仪竟然是中国近代浪漫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而在那之前,尽管他们张家人总是定期聚会,却从没人谈起此事。在张家人心目中,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离婚悲剧是不愿言说的家门不幸。
“事后证明,我一个人在欧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一直到我回国以后,还有人在议论我离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没法子忍受人家对我的注意,抬不起头来。”
老爷徐申如仍每月给幼仪寄生活费,对徐家来说,这个没有犯过任何过错的儿媳还在养育着他们徐家的子孙。张幼仪利用这些钱一边抚养幼子彼得,一边学习了法语、德语,还在裴斯塔洛齐学院(PestalozziFurberhaus)学习幼儿师范课程。
这种转变对外人而言可能是突然的,但对张幼仪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性格终于得到了释放。
张家一共12个孩子,8男4女。在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丰裕的情况下,女孩子进学堂接受教育并不被幼仪的父母视为重要的事情。但在四个姐妹中,张幼仪是最在意教育的一个。这与她受二哥张嘉森、四哥张嘉璈的影响有关,尤其是二哥,在幼仪小时候便拿着一只熟瓜,给她讲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因此,幼仪从小便对有学问的二哥和四哥充满敬佩。而这也是她曾经敬佩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