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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盘点历史（第4页）

前明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康有为亦道：“求人则无气，久贫则无耻。”倒是难得说了句实话。前明亡国，官场腐烂是关键。而官场腐烂，很大一个肇因即是官吏过多，衙门架屋叠床，且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耳目以防变图稳，粥少僧多。没料到，愈想防变图稳，愈是多变难稳。官吏饕餮，圣贤教诲又岂能抵冲微薄薪俸？正道上得不着，只好捞偏门，愣是将一个能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国家弄得遍地贪官，民不聊生

大清开国入关，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顺康二朝（顺治、康熙）亦如前明，贪渎横行。其一即是征收耗羡（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之损耗，亦称“火耗”）。此本为前明弊政，国初虽屡有厉禁，却禁之不能。彼时以八旗之军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酷，发之令一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倘真想禁绝耗羡之征收，亦不会太难，可见还是撼人易、撼自己难。彼时民政之酷烈，不亚于前明，与圈地蓄奴相比，征收耗羡亦不过是小节而已。

至雍正朝，世宗皇帝整饬吏治，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贪官墨吏大开杀戒之余，亦实行“耗羡归公”。征收耗羡，虽是残民之道，却又是难治之疾，与其放任，不如明定其额而归公，统收统支。于民而言，其害稍轻；于国而言，略增国用；于官而言，废私为公。“耗羡归公”，取之于官（实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指望凭此待遇而令官员免于贪黔，洁身自好。

“耗羡归公”，入库后三成分肥，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一份给官员养廉。各省依品级发放养廉银，多寡不均，皆比正俸禄高出数倍至数十倍，甚至多达二百余倍，官员因此大受其益。自此，即便官清如水，亦能稳得一富家翁。

欲壑难填

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一则固然因“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官员们得了实惠，贪墨之心略淡；二则因世宗皇帝乃是有名的冷面皇帝，既有密折制度确保耳目畅通，又用严刑峻法铁腕治国，官员畏刑，亦不敢妄动。

养廉银起初只为地方官独有。京官在薪俸之外，还有俸米，常有恩俸，亦不需如地方官那般为公务雇请师爷随从，日子本比外官好过。养廉银实施后，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倒成了“穷京官”，他们虽非亲民之官，不便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势不得不仰外官馈遗。而外官为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与之为敌。每遇季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名为礼物，实乃分润。

乾隆朝，养廉银发放遍及京官及军官，雨露均沾，厚禄却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如世宗皇帝般严刚果决、不吝杀戮的毕竟少见，官员不再畏刑，官场一派和谐，民间自然就难和谐了。耗羡虽已归公，打不得主意了，但只要大权在手，捞钱门道多得很。

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官吏中，即非贪得无厌者，也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否则难以立足；而不肖者，则以为多取是贪，少取亦是贪，等贪、多贪可乎？上行下效，一部、一省、一郡官员莫不皆然，上宪和言官即使能独善其身，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皆耗于官府之剥削。

更有甚者，为补财用之不足，朝廷大开纳捐之途。官职乃是公器，纳捐本限于虚衔，而不能出任实职，但此类禁令，无非是为吏部及执掌升迁任命之大吏增一财路而已，只要银子到位，捐纳之官也可遇缺实补。彼辈以官为贸易，实权在握后，自然要将本求利，加倍捞回。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万千，岂能为区区养廉之银而裹足不前？

正大光明

厚禄养廉，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银难养廉之症结。

顾炎武曾说：“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此言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忠信”加“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

社稷公器也，唯有德者居之。但是，德之有无及高下，极难辨别。人非圣贤，奢谈道德者，往往多是伪君子，言行不一，还不如真小人。西人将官员皆当做小人、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实在亦是防患未然之不得已之法。

反观我中国，雍正朝之前薪低俸薄无法养廉，雍正朝之后薪高俸厚依然无法养廉，显见，俸禄之厚薄并非症结。林林总总之衙门中，细数下来，唯有海关税司一枝独“清”，其中缘由，实值得世人及后人深思。

海关税司，乃是我中国唯一由洋员掌管之衙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为首，数十年来，精耕细作，竟成国家财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为廉洁之衙门。世人多以为，此应归功于赫德倡议之“高薪养廉”。海关之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远超寻常官员数十倍，于列国之中亦罕见，因此列国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国海关为荣。

海关之廉、之能，依鸿章之见，并非只是来自“高薪”。“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但凡海关官员，无论籍隶中外，升迁提拔，皆要考核德能勤绩，如不够格，即令是赫德之英国亲眷，亦不能例外；而一旦有吃拿卡要、玩忽职守的，必予处分，且处分极严。海关规章，事无巨细，皆张榜公布，务使中外商民透彻明了，亦以此杜绝官员“钓鱼”执法之漏洞。因此，但凡与海关税司交往，一切照常办事，守法商民勿需畏官，违法商民无处通融，两造“无猜”。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朱棣孙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二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籍，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者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本来学书习字，传授知识是好事，但这却无意打开了葬送大明朝的潘多拉魔盒—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期，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没有对他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这才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说不但不可北进，而且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30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搜刮到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王振坚持等候。邝野再三要求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便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等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在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州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这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称呼。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刘瑾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武宗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