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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唐保卫战 中日史上第一战 日本全国之力不敌中国偏师（第2页）

一种意见是首攻加林城，因该城为水陆要塞，一旦攻克，则唐军在整个战局上将占据压倒性优势。

刘仁轨却建议采取“越城战术”，只以少量兵力围困、牵制加林城，首攻周留城。

加林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万一不克，唐军将损失惨重，陷入战略被动。周留城的防御力量则大大低于加林城，就唐军实力而言，攻取该城代价较小，且周留城乃叛军首领——百济旧贵族聚集之地，实为“擒贼先擒王”之策。

经过激烈的商议，他们最后达成共识，以刘仁轨意见为基本作战方案——即孙仁师部、刘仁愿部以及新罗军进攻周留城，同时在战局上给加林城以强有力的威慑；刘仁轨则率水师越过加林城，直击周留城。

8月26日，唐罗联军由刘仁愿率领，从泗沘城出发，短线奔袭周留城；水路方面则由刘仁轨及扶余隆所率两万军士组成，以图与陆军主力在周留城会合，沿岸则由新罗骑兵负责戒备预警。

8月27日的战役是一场遭遇战，这就是中日历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战”。

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在当时又称熊津江。“白江口”即熊津江入海口。

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军共计舰船一百七十艘，军力二万人，因为该舰队尚需负责陆上部队辎重运输任务，每艘船的军事运力相对较小。

而倭济水军在完成会合之后，总计有船一千艘，军力五万人。有不少历史文章都认为日本战船很小，其实都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支水军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队。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战未必没有发挥优势的余地。

这种不期而遇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被动的。

一时间，“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双方数万之众，在这片并不开阔的水域苦战了两天之久，可以想象战事的残酷。

倭济水军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对唐军发动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舰船发挥出海入江之后的优势。这种军事方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唐朝水军以大船布列的格局反而把日军小船拒之阵外，倭济先头船只失利而退。

第二天，庐原君臣所率领的第四批一万余众援军抵达，倭济主力顺利集结于白江口，对比唐军的人数优势更加凸现，而军中将领阿倍比罗夫在日本国内素有水上善战之名。

两天之内，双方经过连续四轮接战，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惨遭焚毁。《旧唐书》记载：“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战争到了最后，地点进一步下移，转至江水入海口一带，倭军船队被彻底击垮。

倭济联军舰队中的主力部分从公元660年就开始建造，最初的船坞地点在今日本静冈县，前后共花费四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

在岸上，倭济陆军也被唐罗联军击败。

见大势已去，扶余丰乘船逃至黄海之上，北窜高句丽，唐军缴获其指挥佩剑。

日军方面，最早充当扶余丰守护部队首领的朴市田来津力战而死，日军余部仓皇撤退。

《日本书纪》记载：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朴市田来津将军是否在战场上死得那般壮烈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作为战败方，“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的叙述应该是战后总结。

对于第四批庐原君臣所部驰援盛况，《日本书纪》记载：“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将庐原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经海由陆，带来的整整一万日本青壮男子竟是为了赶上这趟死亡之旅。

白江口之战，恰似一次国际版“赤壁战争”，又是一场东亚版“萨拉米湾海战”（希波战争中著名海战，发生在公元前480年，当时希腊海军只有战船三百五十八艘，而波斯海军则拥有一千二百零七艘战船，最终希腊以少胜多）。三者可同列于世界水战史。

白江口一战，不仅成就了刘仁轨将军的威名，也因规模大、多国参与等特点成为中日战史甚至国际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为高句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遏止了日本扩张朝鲜半岛的势头，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东北亚的基本格局，开启了东亚的新时代。

白江口倭济联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济残部和日军只好投降，驻在慰礼城的日军也逃回本国。

唐罗联军陆战部队从9月1日起围攻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五天之后，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9月7日，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

9月11日到14日，枕服岐城（今全罗南道长城郡森溪面）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日本残余船队聚集到慰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日军会合。9月15日，他们集体扬帆，向日本进发，不再与唐罗大军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