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2节：首富黄光裕遭遇"黑天鹅"袭击(3)

    柳传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了自己的"原罪"："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 年被查出罚款30万元，我受到（中国科学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交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处理个人和公司的关系方面，柳传志约法三章：不把不该得的随手放到自己包里；不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例如，让亲戚朋友开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肥水只流自家田"；不在公司里安排亲信、亲戚，搞宗派主义。与此同时，联想努力推动企业改制，因为"产权机制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第一位的"。

    就这样，柳传志和联想走上了一条正道。正道光明，因而最终能成为康庄大道。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柳总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

    在创业初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他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只求名不求利。不做老板，第一，可以摆脱合伙人之类的问题，避免了因合伙人矛盾、争斗，甚至互相追杀的危机；第二，可以为公司选择正确的业务取向，才有了超过25%的利润的项目不做的规定，不会为了牟取暴利从而犯下违规圈钱、行贿**、钱权交易等原罪；第三，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不一样，因为自己不是老板，就一定会有一个董事会，一定会形成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