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2节：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专访(3)

    蒋弘：您说的爱岗敬业的教育确实很重要。这些年来社会风气很浮躁，真正爱岗敬业的人不多了，而单纯依靠外在的约束机制是难以成就事业的。

    任继愈：是这样。由于国家馆的特殊性，我们应该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保持经常性联系。过去我们国家图书馆就是跟图书馆界联系，跟文化部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联系，这还不够。我认为除了文化部以外，我们与教育部、科学院及大专院校也应该保持交流合作，这样眼界才能开阔，立足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才能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共享。这些年我们馆开始与高校交流合作，这是个好的趋势，还要发展下去。

    蒋弘：您认为馆长的职责主要是什么?

    任继愈：当馆长，要做到两清。一是家底要清。图书资料、文献是国有财产，馆长是当家的，不能家底不清。二是人才要清。起码对本馆的中层干部的优势要及时发现。一个馆长，了解每个中层干部的长处比管业务还重要。每人都有长处，有短处，用错了，显得他不行。中层干部出了问题馆长也有责任。汉朝有个宰相叫陈平，有一次皇帝问他一年判刑的人有多少，他说这个是管刑狱的事，我不清楚；又问国家的总税收有多少，他说这是财政的事，我不清楚。皇帝说：那要你宰相干什么?他说：宰相的职责就是选拔人才，进贤退不肖。再就是关心生产、让老百姓丰衣足食。我在国家馆多年，没有为我馆培养足够的人才，工作做得很不够。

    蒋弘：任馆长，您亲历国家馆20年的发展，您怎么评价国家馆这20年来的发展?

    任继愈：这20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是可喜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力图有所纠正。越是稀见的文献资料，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改观。最大限度地提供服务，让文献资源流通起来，已经成为我们馆工作的出发点。另一个变化是，我们与高等院校的交往多起来了，更有利于工作和事业的发展了。

    蒋弘：您作为享誉全国的学者，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在与政府沟通方面肯定起过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的事情能谈谈吗?

    任继愈：有好多事情，确实需要沟通。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是电费的问题。国家图书馆从文津街搬到白石桥后，馆区面积大增，人员、读者大增，用电量也随之成倍增加。但按照当时北京市供电局的规定，以上一年度的用电量为基数，增加用电量过多就要罚款。老馆过去只有600人，新馆落成有1700人。老馆有一部电梯，新馆有二十多部电梯，我们的经费本来就不足，要一下子负担几十倍的罚款，难以承受。后来，我找到北京市长，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