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8节：实说冯友兰(1)

    （《人民论坛》，2008年第6期）实说冯友兰 访问者许进安整理者王仁宇

    许进安：您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哪些方面?

    任继愈：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的影响力也主要在这一个方面。在胡适以前钟泰曾经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但他那哲学史其实只是材料的堆积，严格地讲那不算是一个哲学史。真正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系统地来讲中国哲学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史。他的"新"首先新在材料取舍的客观上，对于那些没有文字只是传说的东西弃而不用，哲学史从老子开始。当时冯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老师讲中国哲学史是从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讲起，讲了半年了还没有讲到周公。可三皇五帝只是传说，夏朝还没有文字，哪里会有哲学史呢?"五四"时代就是怀疑这些东西，那时被称为"疑古时代"。虽然后来觉得当时走得有点过头了，人们又反对它。但"五四"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把过去信以为真的东西给重新审视一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撇开三代不讲，直接从老子讲起，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合拍的。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序时说它具有"扼要的手段"，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但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始终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就没有了下文。第一个用现代方法写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是冯先生。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1935年又出版了下卷。它的开创性价值首先是在这里。同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抱着他从美国学来的实用主义的成见写的，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虽然用了现代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但没有抱什么成见。这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另一个开创性的地方。

    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再一个开创性的地方就是它对哲学史的分期。冯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在前，经学时代在后，其界线就是秦汉的统一和"百家争鸣"的结束。这个分法很有道理。秦汉的统一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大事，就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件大事情。中国历史就是从此走上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道路。它的"大一统"的观念和传统更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而汉代在很多地方，确实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研究中国哲学史不能无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不能忽视中国历史的这种特征。所以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这种分期是很有价值的。

    在冯友兰先生家讨论哲学问题许进安：冯先生研究哲学史是从哪里切入的?

    任继愈：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切入点是社会思想和社会意识。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就是以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为标准的，他那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知道什么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他是从秦汉统一后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对中国历史长久持续的影响来考察中国哲学史的。这一传统直到现在还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民族，左右着我们的国家，成为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纽带。

    许进安：冯先生的爱国表现在哪些方面?

    任继愈：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先生的爱国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但他对中国的爱也不止于对文化的爱，因为有很多外国人也喜欢中国文化。他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爱与他血肉相连的同胞，爱和他休戚相关的国家。《三松堂自序》有回忆，四八年北平面临解放，他不愿留居美国，毅然回国。

    冯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强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建国后更是如此。冯先生是在建国后遭到批判最多的一个哲学家，可他一直没有为此而背什么思想包袱，总是自觉地投身于各种活动之中，以期和新中国打成一片。即使在"文革"期间，他遭到严重的批判和迫害，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时候，他就十分高兴，歌颂**和**的伟绩。到了晚年，他的爱国心是老而弥笃，支撑他以95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就是这种爱国心和文化使命感。后来他把自己的这种爱国心和文化使命感概括为"阐旧邦以辅新命"。旧中国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还要向前发展，就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