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疯子作家—东方亮（4）
目录：从知青到中南海秘书：黑月亮| 作者：零下| 类别：历史军事
(.com) 东方亮的《自白》最后写道：
“你们一定会嗤之以鼻：你既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又不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你连一个普通的**员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冠以“荒诞”帽子的作家。这些，你有资格议论吗？更不是你指手划脚，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
是的，我曾经有一顶“荒诞作家”的帽子。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荒诞变成了疯狂，作家的帽子我早己经还给了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说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领导在说，朋友在说，邻居在说，出版社的同仁在说，就连报社记者，编辑也在说，我曾经的老婆说得更凶——最后，连我自己也在说自己。我对作家协会的领导说：我不要当这个作家了，当这个作家不能荒诞，写作要看别人的脸色。他无比惋惜而又痛心地对我说：
东方亮啊东方亮，凭你的才华，好好写一部歌唱主旋律的作品，我可以让你当专职作家——
好可怜啊，党在赋予他们权力的时候，并不能同时赋予他们智慧。他们总是自以为是的在想：职位越高，智商肯定也就越高。殊不知，秦始皇是个皇帝，李世民是个皇帝，阿斗也是个皇帝。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两个问题，用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无法想通的两个问题。
问题一：是不是只有唱主旋律的人，才能当专职作家？主旋律是什么？是时代的回声，是人民前进步伐声，象军号一样雄壮激荡，也象脚步一样单调划一。军号，永远只有三个音符的和声结构。时代的回声应该是一部博大的交响乐的总谱。大家都争吵着去唱主旋律，谁来唱和声部分，谁来低音部分，谁来演奏配器部分，谁来演奏副主旋律部分？——难道，我就不能唱唱总谱中的一个颤音，一个半音，一个切分音，一个不规范的、效果特殊的小三和弦？一部戏总要有反面人物，还有跑龙套的小角色的呀。都是正面人物，这戏怎么演啊？
问题二，什么是专职作家？是不是就是拿着工资专门写作的人？作家，是一种职业吗？过去，每当我填写表格的时候，在职业这栏前，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下笔：“作家怎么会是一种职业呢？”职业，就是谋生的手段。修鞋修锁是职业，杀猪宰羊也可以成职业，军人是职业，音乐家是职业，政治家是职业——但是，军人，农民，工人，官员，演员，主持人，体育明星，甚至乞丐，都可以写书出书啊！而且他们真的都在写书：演一部电视剧写一本书，打几场球写一本书，拉两首小曲儿写一本书，唱几首山歌写一本书，穿着内裤，戴着胸罩在台上扭几步写一本书，主持仨月半载的节目写一本书，大学生卖几天肉写一本书，农民养一群鸡写一本书，股市里挣了钱写一本书，西藏旅游归来写一本书——但是，打一辈子仗的将军也同样写一本书，为人看一生病的老中医也同样写一本书，创造人类奇迹的科学家也同样写一本书，伸手一辈子的乞丐也正在可以写一本书——好的，既然人人可以写书出书，不都是人人能够成为作家吗？作家，不是被称之为“灵魂的工程师”吗？那么，他们就该是靠修理灵魂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是职业。如果他们的书写得好，是可以修理灵魂的，如果他们的书写得不好，不就成了职业“灵魂杀手”吗？多么崇高而又多么无耻的称号。我敢要吗？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别人问我：你靠写书谋生就是专职作家，那么，靠卖淫为生的就是专职*，靠偷窃为生的就是专职小偷，靠骗术谋财的就是专职骗子，靠谈恋爱敛情的就是专职情人，靠宣讲诺言和规划当官的就是专职官员——你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很可惜，他所讲的所谓的专职作家，只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脸上写满了字，把自己当作路标，总想要给别人指引前进的方向，自己却永远在原地一动不动，并且还有满脑子肮脏卑劣的念头。
我很坦然，很放心。就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我的声音，只是社会低层平凡小人物的无奈的呻吟，不会被风吹到北京中南海的上空。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平凡，我过去曾是一分钱，一两粮票，一寸布票；现在象一丝灰尘，一颗沙粒，一根野草，一块土坯，一片树叶，一滴雨水——连一片雪花也称不上，雪花多美好啊，我怎么会美好呢？我比不上农民家中的一头猪珍贵，我没有富人家中的一只宠物狗可爱——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我，绝不是一个我，而是无数个我。因为天底下的大人物是极其有限的，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却是遍地漫野，充塞天下。无数粒沙子是什么？是浩瀚的沙漠！无数片树叶是什么？是绵延的森林！无数滴雨水是什么？是狂风和暴雨！无数棵野草是什么？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无数个一分钱是什么？是无穷无尽的财富！——这年头，还真的千万别低看了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天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小人物的家谱里一拐弯，一折腾，就会搞出一个大人物来，而且大得可怕。不信，你试试看，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最后怎么下台的、怎么完蛋的，到死都没搞明白。还有，这年头，千万不要仗着权，仗着钱，去鄙视，去侮辱一个可怜虫，一个失意者，一个*，一个穷人，有时候，他们的语言往往比哲学家更深刻，他们的爱心比慈善家更温暖人心，他们的行为比政治家高尚一千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时代的疯子是怎样炼成的？——是用孤独的铁锤和痛苦思索的钢碾缎砸而成的！我曾经疯过，那是在三十年前，和今天不同的是，那时候是做的疯狂，现在是想的疯狂。那个十年，给我的伤痕太深了，深得象一道流过血的伤疤，无法磨去。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对一个男人的身体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的精神和思想又意味着什么？正如一个人学习某一种语言太好了，好到深入骨髓，他就很难再接受另一种语言；又如一个女人刻骨铭心的爱过一个男人，她的这一生，心里就很难再会有同样的情感装下另一个男人——
事实证明，一个国民党员转变成一个**员，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一个**员转变成一个国民党员，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叫朴素，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浅，因此，他对新时代的接受就很快，很自然，成为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也就理所应当。我有个同学叫李兵，他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的、不留余地的。但是，他是以一种特殊阶层的家庭的身份投入的，无论运动是如何产生的，无论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最初受到打击的是他们这种家庭，最终享受成果的依然也是他们这种家庭。很奇怪的事：五十多年来，**没有一场运动的目的，是针对劳苦大众的，但最后的恶果，全都是由劳苦大众承担的？？今天，不也是如此吗！我还有个同学叫金宇轩，他和我一样，是**旗帜下最忠诚最勇敢的战士。但是，他今天找到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旗的海洋、歌的海洋、人的海洋，统统变成了钱的海洋。金钱的光芒照亮了他的未来，同时也照花了他的双眼。金钱之光，是当今中国万里长空最耀眼的光芒——它比太阳更明亮，比月光更清爽，比闪电更迅猛，比岩浆更炽热。这种光芒会产生一种射线，能穿透人的灵魂，让人健忘，让人失忆，让人彻底忘记过去的生活。而我，东方亮，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两代工人的穷孩子。领导对我说，听党的话，做**的好战士，我听了；父亲对我说，听领导的话，做党好儿子，我听了；母亲对我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听了；老婆对我说，拼命写作，争取有名有利，我也听了……我太听话了，也就太难以理解一个比一个更魔幻的，变形金钢横行霸道的社会现象。
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拼命地用笔去召唤一样东西，那就是良心。党有良心，党有希望；国有良心，国有希望；人有良心，人就有希望。后来，我惊奇地发现，这三十年里，人的良心，都慢慢地长歪了，后来又长倒了。人心之尖不再朝下长，而是往上长了。是我畸形的眼光，还是灵魂被扭曲了？不知道。我也曾为改革开放的大潮万分激动、万分鼓舞。可是，我又发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几乎每一个都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别人活的，而是为了一样共同的东西活的――钱！真奇怪，改革开放，花了那么长时间，说了那么多的理论，费了那么多口舌，做了那么多工作，原来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字：钱！
钱是没有良心的。我的召唤是徒劳的。
这让我灵魂里的歌无法唱出声，象坚硬的水泥一样封结了我的喉管；我心里的愤怒象冷硬的坚冰一样，冻住了我满腔热血。我既没有热情去赞美这繁华妖艳的社会，更没有力量去抨击这个*堕落的时代，我只有从荒诞走向发疯这条唯一的出路。真的，我也非常非常想改变自己，但我做不到。我的生命，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是一场闹剧，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是一场喜剧，三十八岁到四十八岁是一场悲剧，谁敢说从四十八岁到五十八岁，不会是一场惨剧呢？我是真心的怀念**时代。我不是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悲哀和愚昧，而是怀念**时代的公平和纯正的良心，怀念那些让人善良的情怀和火热的理想，怀念那个时代人的心最起码是红的，而不是黑的，情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我明白，我这是在倒退，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可我宁愿倒退，退到只属于我自己的，平静的思想茧房里——精神病院里，至少，我不必象华子良一样，疯疯癫癫地朝自己地嘴里一把一把的填屎，然后还要装得一无所知，装出吃屎是快乐的——
这就是一个疯子对一个时代的自白。善良的朋友们，请千万不要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否则你成了疯子。
如果我的话没疯，那么，就是这个时代疯了。可是，我确确切切的宁肯是自己疯了，而时代没有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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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定会嗤之以鼻：你既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又不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你连一个普通的**员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冠以“荒诞”帽子的作家。这些，你有资格议论吗？更不是你指手划脚，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
是的，我曾经有一顶“荒诞作家”的帽子。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荒诞变成了疯狂，作家的帽子我早己经还给了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说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领导在说，朋友在说，邻居在说，出版社的同仁在说，就连报社记者，编辑也在说，我曾经的老婆说得更凶——最后，连我自己也在说自己。我对作家协会的领导说：我不要当这个作家了，当这个作家不能荒诞，写作要看别人的脸色。他无比惋惜而又痛心地对我说：
东方亮啊东方亮，凭你的才华，好好写一部歌唱主旋律的作品，我可以让你当专职作家——
好可怜啊，党在赋予他们权力的时候，并不能同时赋予他们智慧。他们总是自以为是的在想：职位越高，智商肯定也就越高。殊不知，秦始皇是个皇帝，李世民是个皇帝，阿斗也是个皇帝。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两个问题，用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无法想通的两个问题。
问题一：是不是只有唱主旋律的人，才能当专职作家？主旋律是什么？是时代的回声，是人民前进步伐声，象军号一样雄壮激荡，也象脚步一样单调划一。军号，永远只有三个音符的和声结构。时代的回声应该是一部博大的交响乐的总谱。大家都争吵着去唱主旋律，谁来唱和声部分，谁来低音部分，谁来演奏配器部分，谁来演奏副主旋律部分？——难道，我就不能唱唱总谱中的一个颤音，一个半音，一个切分音，一个不规范的、效果特殊的小三和弦？一部戏总要有反面人物，还有跑龙套的小角色的呀。都是正面人物，这戏怎么演啊？
问题二，什么是专职作家？是不是就是拿着工资专门写作的人？作家，是一种职业吗？过去，每当我填写表格的时候，在职业这栏前，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下笔：“作家怎么会是一种职业呢？”职业，就是谋生的手段。修鞋修锁是职业，杀猪宰羊也可以成职业，军人是职业，音乐家是职业，政治家是职业——但是，军人，农民，工人，官员，演员，主持人，体育明星，甚至乞丐，都可以写书出书啊！而且他们真的都在写书：演一部电视剧写一本书，打几场球写一本书，拉两首小曲儿写一本书，唱几首山歌写一本书，穿着内裤，戴着胸罩在台上扭几步写一本书，主持仨月半载的节目写一本书，大学生卖几天肉写一本书，农民养一群鸡写一本书，股市里挣了钱写一本书，西藏旅游归来写一本书——但是，打一辈子仗的将军也同样写一本书，为人看一生病的老中医也同样写一本书，创造人类奇迹的科学家也同样写一本书，伸手一辈子的乞丐也正在可以写一本书——好的，既然人人可以写书出书，不都是人人能够成为作家吗？作家，不是被称之为“灵魂的工程师”吗？那么，他们就该是靠修理灵魂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是职业。如果他们的书写得好，是可以修理灵魂的，如果他们的书写得不好，不就成了职业“灵魂杀手”吗？多么崇高而又多么无耻的称号。我敢要吗？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别人问我：你靠写书谋生就是专职作家，那么，靠卖淫为生的就是专职*，靠偷窃为生的就是专职小偷，靠骗术谋财的就是专职骗子，靠谈恋爱敛情的就是专职情人，靠宣讲诺言和规划当官的就是专职官员——你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很可惜，他所讲的所谓的专职作家，只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脸上写满了字，把自己当作路标，总想要给别人指引前进的方向，自己却永远在原地一动不动，并且还有满脑子肮脏卑劣的念头。
我很坦然，很放心。就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我的声音，只是社会低层平凡小人物的无奈的呻吟，不会被风吹到北京中南海的上空。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平凡，我过去曾是一分钱，一两粮票，一寸布票；现在象一丝灰尘，一颗沙粒，一根野草，一块土坯，一片树叶，一滴雨水——连一片雪花也称不上，雪花多美好啊，我怎么会美好呢？我比不上农民家中的一头猪珍贵，我没有富人家中的一只宠物狗可爱——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我，绝不是一个我，而是无数个我。因为天底下的大人物是极其有限的，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却是遍地漫野，充塞天下。无数粒沙子是什么？是浩瀚的沙漠！无数片树叶是什么？是绵延的森林！无数滴雨水是什么？是狂风和暴雨！无数棵野草是什么？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无数个一分钱是什么？是无穷无尽的财富！——这年头，还真的千万别低看了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天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小人物的家谱里一拐弯，一折腾，就会搞出一个大人物来，而且大得可怕。不信，你试试看，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最后怎么下台的、怎么完蛋的，到死都没搞明白。还有，这年头，千万不要仗着权，仗着钱，去鄙视，去侮辱一个可怜虫，一个失意者，一个*，一个穷人，有时候，他们的语言往往比哲学家更深刻，他们的爱心比慈善家更温暖人心，他们的行为比政治家高尚一千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时代的疯子是怎样炼成的？——是用孤独的铁锤和痛苦思索的钢碾缎砸而成的！我曾经疯过，那是在三十年前，和今天不同的是，那时候是做的疯狂，现在是想的疯狂。那个十年，给我的伤痕太深了，深得象一道流过血的伤疤，无法磨去。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对一个男人的身体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的精神和思想又意味着什么？正如一个人学习某一种语言太好了，好到深入骨髓，他就很难再接受另一种语言；又如一个女人刻骨铭心的爱过一个男人，她的这一生，心里就很难再会有同样的情感装下另一个男人——
事实证明，一个国民党员转变成一个**员，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一个**员转变成一个国民党员，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叫朴素，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浅，因此，他对新时代的接受就很快，很自然，成为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也就理所应当。我有个同学叫李兵，他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的、不留余地的。但是，他是以一种特殊阶层的家庭的身份投入的，无论运动是如何产生的，无论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最初受到打击的是他们这种家庭，最终享受成果的依然也是他们这种家庭。很奇怪的事：五十多年来，**没有一场运动的目的，是针对劳苦大众的，但最后的恶果，全都是由劳苦大众承担的？？今天，不也是如此吗！我还有个同学叫金宇轩，他和我一样，是**旗帜下最忠诚最勇敢的战士。但是，他今天找到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旗的海洋、歌的海洋、人的海洋，统统变成了钱的海洋。金钱的光芒照亮了他的未来，同时也照花了他的双眼。金钱之光，是当今中国万里长空最耀眼的光芒——它比太阳更明亮，比月光更清爽，比闪电更迅猛，比岩浆更炽热。这种光芒会产生一种射线，能穿透人的灵魂，让人健忘，让人失忆，让人彻底忘记过去的生活。而我，东方亮，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两代工人的穷孩子。领导对我说，听党的话，做**的好战士，我听了；父亲对我说，听领导的话，做党好儿子，我听了；母亲对我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听了；老婆对我说，拼命写作，争取有名有利，我也听了……我太听话了，也就太难以理解一个比一个更魔幻的，变形金钢横行霸道的社会现象。
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拼命地用笔去召唤一样东西，那就是良心。党有良心，党有希望；国有良心，国有希望；人有良心，人就有希望。后来，我惊奇地发现，这三十年里，人的良心，都慢慢地长歪了，后来又长倒了。人心之尖不再朝下长，而是往上长了。是我畸形的眼光，还是灵魂被扭曲了？不知道。我也曾为改革开放的大潮万分激动、万分鼓舞。可是，我又发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几乎每一个都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别人活的，而是为了一样共同的东西活的――钱！真奇怪，改革开放，花了那么长时间，说了那么多的理论，费了那么多口舌，做了那么多工作，原来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字：钱！
钱是没有良心的。我的召唤是徒劳的。
这让我灵魂里的歌无法唱出声，象坚硬的水泥一样封结了我的喉管；我心里的愤怒象冷硬的坚冰一样，冻住了我满腔热血。我既没有热情去赞美这繁华妖艳的社会，更没有力量去抨击这个*堕落的时代，我只有从荒诞走向发疯这条唯一的出路。真的，我也非常非常想改变自己，但我做不到。我的生命，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是一场闹剧，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是一场喜剧，三十八岁到四十八岁是一场悲剧，谁敢说从四十八岁到五十八岁，不会是一场惨剧呢？我是真心的怀念**时代。我不是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悲哀和愚昧，而是怀念**时代的公平和纯正的良心，怀念那些让人善良的情怀和火热的理想，怀念那个时代人的心最起码是红的，而不是黑的，情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我明白，我这是在倒退，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可我宁愿倒退，退到只属于我自己的，平静的思想茧房里——精神病院里，至少，我不必象华子良一样，疯疯癫癫地朝自己地嘴里一把一把的填屎，然后还要装得一无所知，装出吃屎是快乐的——
这就是一个疯子对一个时代的自白。善良的朋友们，请千万不要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否则你成了疯子。
如果我的话没疯，那么，就是这个时代疯了。可是，我确确切切的宁肯是自己疯了，而时代没有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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