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提蓝桥监狱里（13）

    如同暴风骤雨，山摇地动一般的思索之后，弥漫着苏世伦全身心的是难以想像的舒展平静――不是寂寞，就像窗外那片烟尘廖阔的，北方冬天一马平川的原野。

    苏世伦得想很多：如果岳飞妥协了，没进风波亭，苟且地活了下来，历史会是怎样评价他；如果文天祥顺应潮流的，做识时务者的俊杰，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憾世诗句；如果关云长屈服于曹操屈无比真挚和巨大权力，即使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尊像会千古烟火缭绕吗

    忠臣不好当，奸臣也不好当，不奸不忠更难,又忠又奸难上加难啊！

    苏世伦绝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大义凌然，从容赴狱，是在昭显什么伟大的民族气节。他知道，自己身上有黑迹斑斑的污点，有难以启齿的丑行，内心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夫人收钱之事他无理申辨。正如陆建国说得那样，这点钱，用党纪国法来计算，数目是很大的，在用实际生活中数目是很小的。他不是不愿意去做“背后枪手”，不是不想进行能够立即套现的政治交易，不是不要忠诚于他的恩师――虽然他老人家已经不值得，也不需要自己去忠诚了。现在，他要忠诚的只是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诺言。他不想在这种时候用良心和诺言去换取地位和名誉，用背叛去博得一个曾经拥有过的头衔，自己错不至罪，罪不至狱.集错误与忠诚一身的冤魂,也许是最里的一件穿破的衣服，扔了没人可惜。

    更重要的是――苏世伦想到：自己绝不能去做“背后枪手”，绝不能去进行这桩政治交易――那肯定是一个更可怕的圈套，一个更深的陷阱，一个更黑的政治坟墓。

    党性，不能成为背叛良心与道德的理由。

    更何况，这样的交易一旦做成，将会立即被公布与天下――政治的承诺是世界上最单薄，最无力的承诺――小屋里两人间的承诺谁敢相信呢？枪手的使用价值只有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即便陆建国的承诺真得兑现，他能全身而退地回到上海，那也将会政治上生不如死，老人家所有的朋友和弟子都会是自己的敌人――报复叛徒的手段，比对待敌人更残忍。对叛徒，不存在缴枪不杀的政策。如果他走进监狱，也许反而在政治上虽死犹生――至少自己的心里是这样肯定的。实际上，自己是进退都无路可走，进是万丈深渊，死路一条；退是悬崖峭壁，粉身碎骨；只有站立不动的脚下的泥土才是唯一能生存的。既然别人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一把枪，那么，这把枪总是要开火的，要么打伤别人，要么打死自己，既然不想打别人，那么就向自己开枪――自杀的结果可以保证家人的安全。

    第五天，他毫无余地的拒绝了陆建国交易的建议。

    当把拒绝的话讲完之后，他觉得心与身体变得非常轻松，脑海也非常清醒空灵。他似乎是做了一件非常自豪的选择。不管人们会如何议论自己，至少，他能让布谷鸟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屈服淫威，不贪婪权力，也不偷且苟生的男人。

    接下来的一切，对他来说，也是他熟悉的，不容反抗的，不能更改的程序：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聘请律师，递交申请，安排厅审一切都是以党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进行。

    四个月后，河北省高级人民对他进行了宣判――按照规定，所有的部级以上的干部，触犯法律，必须异地检察机关起诉，异地法院判决。

    当主审法官站起身，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苏世伦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已经早就没有了惊恐，没有了愤怒，没有了沮丧，也没有了希望。

    他的罪名是：收受贿赂，严重渎职，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流失没有提及他有生活作 风腐 败的问题。

    他全部都接受。不上诉，不抗议，不作任何申辩。一个代理市长突然变成一个囚犯，既不可笑，也不可悲，这是一个在今天只要需要就会随时能够发生的故事。

    他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一个精心计算得很准确的数字。当他刑满出狱的时候，正好七十岁。这个年龄原本是一个代理市长可以工作到的最高年龄限制。当然，他的经验告诉他，他在牢狱中不会呆上十一年的，用不了几年，就会因为“表现良好”或者“身体不好”而保外就医，也许还能找出一些其它的原因，让他冠冕堂皇地离开牢房。因为，这场反腐风暴――实际是一场权力角逐，完全平息之后，他所有的罪名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人会再提及。自己曾经的光荣，依然是光荣；曾经的政绩，依然是政绩；曾经的人心所向，依然是人心所向！

    “也许这不是最终的结局，但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当时，他听法官读判决书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他还想到，自己的余生会非常平静的。平静得连亲人和仇人，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都不会来打扰他。他会充满安祥之心去“回首荒城斜阳，倚栏目送飞鸿”仅仅这半年的经历，就足够凝聚他老年所有的回忆了。

    这六个月感慨，比他六十年的所有的感慨都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他听到最肮脏的语言，最恶毒的语言，最卑鄙的语言。他没有出卖所有人，但他被所有人出卖，领导，秘书，亲信，部下这些人怀着还乡团般的仇恨揭发他――他们有的在自己的办公室，有的在检查院的审讯室，有的在纪委的房间里，有的在拘留所中，甚至有的在刚被宣布双规带上车的一刻起，就急不可待的如竹筒倒豆子一样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减轻自己，加重他的罪行份量。他很明白，这些人曾经自己拿了一万块钱，留给他一块钱，然后把所有的罪名栽赃在他的身上只是，有一点他始终没明白：为什么懦弱的，躲闪的，推诿的，栽赃的，卑劣的人，在里总会找到生存之道，生长之道？

    对自己――一个充满野心的政治家来说，这可能是让他掐灭之火的唯一办法，是让他在通往不可知祸知福的道路上收住脚步的唯一办法――除了成为囚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身不由已，甘心情愿滑向权力的火山口――要么死亡，要么喷发！

    在这半年里，苏世伦始终咬牙坚持：承认有错，但没有罪。

    他清楚，如果一定要说有罪的话，那就是自己曾经站在通向最高权力的十字路口，阻挡了别人前进的道路，不管自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管是自己拼命挤到这个路口，还是被别人生硬的推到这个路口事实上，他的确是站在了那里！

    政治与权力的成功和获得，太让人疯狂了，比收获金钱疯狂一千倍；政治和权力的失去和旁落，太让人绝望了，比输掉金钱绝望一千倍。除了牢狱与死亡，其间不会有人真正清醒的。只有监狱才是真正让人清醒的地方。他在这一百八十个日日夜夜里彻底省悟：

    “不管自己官位曾经多么显赫，无论背后靠山的权柄多么高重，在山高水深的党内，在浩瀚无垠的国家里，和别的任何人同样，他永远只是一只小卒；不管自己曾经战绩如何辉煌，冲锋如何勇敢，最终只能承担牺牲的作用，这次，不就是一个能让历史中记载的证明吗？这次，不是丢卒保车，而是丢卒保子！

    主审法官在宣读完判决书后，似乎带有一点歉意地问沉默的他：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要求吗？我们可以尽量满足你。”

    他当场提出两个要求――两个久经思考的要求：

    一是，希望能回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理由是上海的气候比较适应自己，他的腰有严重劳损，更重要的是能让已经八十六岁的父亲和八十三岁的母亲能每月来探监，自己也能在服刑期间为两位老人送终；二是，希望把他在市长办公室里那台收音机归还给他，并容许他带到狱中，自己有听收音机的习惯。

    法官当场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的第一个要求，是真正出于孝心。第二个要求，则是隐藏着他内心的秘密和愿望：他要在提篮桥服刑，就可以在收音机听到她――布谷鸟的声音――假如她还在做主持人的话。因为，在外地任何地方都无法听到她的声音，提监桥在浦江之声广播电台的波长的完全复盖在区域。他渴望在漫漫的囚牢长夜里能有布谷鸟的声音相伴。

    他如愿了。在一个星光灿烂夜里，他带着劳动后身体的疲劳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她的声音。他无比惊喜，无比激动，无比欣慰，干枯的眼窝里全是泪水他知道：布谷鸟解脱了，她并没有彻底受到自己的牵连，他一颗为她悬空了半年的心终于安放下了――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而悬心，剩下的只为她――也许她根本不知道，不过，一点也不重要。

    寂静的提蓝桥之夜，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轻很轻――可在他的耳朵里却是很响很响。他听到影片《巴黎圣母院》结尾时画外音的那段低沉回旋，辽阔辉煌的圆号声；他听到小提琴灿烂明亮，如诉如泣地弦上流淌过来的乐曲“真的好想你”；他听到象从遥远星空中洒落下来的萧邦思念故乡的忧伤而悲哀的钢琴声他都听到了，都听懂了。他的所有对关布谷的沉重记忆，以及曾经以为是最痛苦的私人情感，在那一刹那间，突然都变得如此甜蜜，如此温暖，如此伤感，如此惆怅，远处的回忆和眼前的音乐混在一起，一遍一遍地，一滴一滴地，一丝一丝地，象喷泉激起的密密浪花一样，在他心里反反复复地冲刷和流淌

    牢房中的苏世伦听来，布谷鸟的声音是更加的甜美圆润，流畅轻缓，只是略略地添加了些深沉，搀杂了些沧桑，多了些忧郁。自己是她的老听众，是一个最爱她的男人，也是一个没有身体自由，只有心灵能够尽情飞驰的犯人像过去的每个夜晚一样，她的声音会融入自己的血液，在自己的心里和身体里流动着，循环着，激荡着，奔腾着这个欢乐，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欢乐，永远只属于他！他也知道，在她的千千万万听众之中，只有自己是真正有资格拥有这种快乐的人。

    了有一个能深入心灵，沁进血液的声音日夜陪伴，牢房就将不再寂寞，刑期就将不再遥远，心灵就将不再痛苦正如布谷鸟说得那样：两颗相爱的心灵魂，就是一个和声的共鸣――和声，是不可切割的！和声一旦被切割，就不是和声了

    自从那个晚上后，苏世伦夜夜都能安详地进入梦乡。在梦中，他都梦到了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