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伍 建立民国（2）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然而就在第二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不反对议和，并且暗示如果时势允许，可以退位让袁：“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此时，民国建立不过一日，孙中山就有妥协之意，看来他夙夜不安，毕竟清政府尚未倒台，北洋军气势汹汹，革命势力内部对他的拥戴并不稳定。

    值此之际，云南的爱国都督蔡锷等坚决主战，致电给临时政府：“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袁贼狡诈，和议缓兵，以备彼党准备破坏之诡计，逆迹昭彰，万人共睹。和议决无可信之理……亟应取消和议，联合各省军队，陆续奋进，直捣虏廷，擒斩袁贼，早定大局。”足见当时看破袁世凯阴谋，主战派也为数不少。

    无论主战还是主和，历史只会给人一次机会，下一次就不是机会，而是选择所导致的结果。在大总统之位上，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孙中山最后应允让位给袁世凯，是渐次走近虎狼之穴的圈套，甘当袁氏的牵线木偶，是把西方政治的皮，披在中国政治的骨头上，等到皮销骨露，才发现一切的努力，是与虎谋皮。

    一边是袁世凯率领北洋军远交近攻，一边是孙黄革命势力决定停战议和，以总统之位为饵，拉拢袁氏反清，条件仅仅是袁氏拥护共和。

    袁世凯欣喜若狂，比起在清廷做臣子，他当然更愿意成为共和国第一人，于是立马倒戈，带着退位诏于2月12日入紫禁城养心殿中逼宫。末代皇帝的监护人隆裕太后，接受了退位后的优厚条件，并代替幼年的皇帝签字，从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进入历史的尘埃中。后来日本侵华，利用满清皇权，在东三省建立的伪满洲国，已不具有代表中国的意义。

    次日，袁世凯对国内外公开肯定孙中山等的功绩：“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至，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正式承认共和国体，是他给孙黄的一个极大的诱饵，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又一最大的成果。

    与此同时，答应退位的孙中山打算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定都南京和国会限制袁氏。袁世凯是心术之辈，自然能看懂孙中山的用意，第一招就是拆解有形的制约，绝不定都南京，避免被南方的革命势力牵制，于是在北京自导了一场暴动的闹剧，惊动了列强在华使馆，迫使他们调兵入京保护使馆，又趁机对南京临时政府谎称北京兵乱，不宜南下。孙中山还致电袁世凯问，是否需要南方军队北上援助，立即招到了袁的否决。

    这次，孙中山又不得不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孙在和袁的较量中，落于下风，还没有觉悟到和议是变相的投降，在不知不觉中，堕入到他自以为然的构想中，这就是没有真正当政、对政治厉害估计短浅的幼稚。孙中山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局限，也是他个人的局限，长期在和保皇派的文斗中，而在和清政府的武斗中极少取得胜利，甚至认为武昌起义是饶幸取得胜利，使得他政治上较量实力不足，信心不足。

    当然这不意味着一下子“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和李鸿章联合，扶汉排满的时刻。向来以做大事而非做大官为己任的孙中山，找到了另一种实现他的共和纲领三民~主义的理想之路，就是尽快建立民国后，把个人抱负的重心移到发展实业，建设社会。

    尽管，同盟会顺应革命形势的呼声很强烈，陆军第一军长柏文蔚面见孙黄，态度就很坚决地称：“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方能实现本党政治主张，否则急于求和，恐难有好结果。”

    孙中山和黄兴二人虽然赞同，却置之不理，孙称：“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他可以立即辞职，不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黄兴也称：“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一定与我们合作，假如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孙中山与黄兴显然是商量好的，口径和立场一致，都是认为妥协，才是顾全大局。所顾虑无非是北洋军实力大，首要之基奠定共和国体，比一切来得重要。这种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同盟会宗旨一致，建立共和国体，有利于将来，孙黄并非无政治远见之辈，奈何欠缺者三，一是建国或支持革命继续进行的钱，一是强有力的实权，一是装备可以和北洋军媲美的军队，这三者都无从谈起，只好屈从于眼前。

    清帝退位后，从1912年2月始，民国的开国总统孙中山苦心孤诣地协助袁世凯，按照制度的程序选任、就职、组织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后，到4月1日，主动去参议院辞去大总统的职位。这样一个承接了清政府统治、被正式承认的中华~民国，从形式到国体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