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444章 稷下盛会〔四〕

    “陛下可以想好了再回复我。”

    卫希颜端起茶盏,一副“我不急”的表情。

    皇帝的表情有些无语：明明是朕提问。

    赵昚的道德修养还是不错的，只在心里郁闷了一下，便沉心思考起来,同时分心二用，听着殿内的辩议。

    台上抢辩语连如珠，没个停顿的时候。学者们的风度仪态都不错,不像大臣廷辩时挽袖子指笏板的吵架样态,但锋锐犀利尤胜朝堂——毕竟不像大臣在朝殿上还有一些忌讳,学会论辩管你是官家还是宰相。

    卫希颜在暖阁里听得很欢乐。

    哦，赵太祖那句经典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被胡宏批了,斥之为霸道——“天下岂是一国之天下？此为兼并之借口。”赵佶被批了，“内不修王道仁政，外动兵戈霸道”，这就是招致国家倾覆的典型。王纲中辩驳说“道宗以武力收复夏地本无错，错的是没有实力而行霸道”——咳，这话更寒碜人。

    赵昚表情有些无奈，真心觉得做官家不容易。

    哦，连禹都遭批了——“教子无方，启家天下，私之大矣！”[]凰涅天下GL444

    赵昚觉得要成就“有德之君”真是一条漫长的路。

    争论起来时间过得特别快。

    便听殿角陡然响起三声鼓——宣告上午论学时间到。

    已经午时二刻了啊。

    谯定眼明手快，“当”一声敲了黑漆条案上的小钟，止住下一位学者即将脱口的抢辩，起身干脆利落宣布：退场，午膳，休息。

    学子们发出“哎”一声叹。

    这才觉得饥肠辘辘。

    午膳休息时间不长，只有半个时辰。

    听经的学子和学者分成两路，分别至学宫为学会搭建的膳庐用食。午膳很简单。无论是宰相级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学子，都是一碗肉丝青菜的汤面，不够的再加两个肉馅炊饼。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吃的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有些学者要求素面不加荤。暖阁里的皇帝陛下和国师阁下也是同样的午膳。不过国师阁下说她辟谷了，很好心地关切皇帝，“陛下不用担心不够，这里还有一份。”皇帝陛下：“……”

    午正二刻，鼓响三声，论辩会下午场开始。

    谯定提槌刚敲上钟，太学博士廖迟的声音便锵锵有力响起来：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居安而思危，防危而杜渐。国家太平，盛世在即，更当修身持正道。政者，正也。正者，仁民也。何以仁民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斯尧之王道也。”

    尧是怎么行王道的呢？首先“亲九族”，就是亲善自己的宗族，这是“亲亲”；进而“平章百姓”，治理好国家各族百姓；再进而“协和万邦”，使天下各国和谐相处，这就达到“仁民”了。

    一句“协和万邦”表达了廖迟反对扩张战争的鲜明态度。

    廖迟的父亲是已经过世的御史台侍御史廖刚，廖迟与其父一样崖岸高峻，不苟言笑，面容愈发严峻道：“夫子之王道，仁也，亲亲而泛爱众。”外邦之民也是民，以兵戈征伐不是仁道。[]凰涅天下GL444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反对霸道，“王道，正道也。王道是经，霸道是权。要守经而不囿于经，是为通权达变。故，权变机诈之术，也在王道之中，然非为王道之根本。王道中之霸道，当围三缺一，与人余地，方得善远。力行霸权者，未可见有善终也。”

    廖迟认为，在“道”的层次上，王道是经，但有经也有权，故霸道要杂用。从“术”的层次上，王道是留人余地，霸道则是赶尽杀绝。而不给别人留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余地，故而横行霸道者没有好下场——行霸权的国家亦是如此。

    赵昚心里微微点头，觉得廖迟说得很中肯，没有偏帮哪一方。

    卫希颜被廖迟批为“行霸权者”，却无不愉之『色』。这个时代是讲政治道德，讲政治家的道德修养，若是鄙薄地将之批为“迂腐”，那恰是在现代物欲社会中被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浸染了的自以为是者——自以为站在历史的高点，却不知心已污浊，被**统驭的心，一切出发点都带着利益的驱动，高明在哪里？

    “王道者，尽精微而致广大。”

    石鼓书院山长吕广问声音宏大，附议廖迟之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道：“致广大，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也。然则，何以尽精微致广大？”

    “其一哉，内其国而外诸夏。”**同风，九州共贯，齐其政，不变其俗。

    “次二哉，内诸夏而外夷狄。”德洽四海，协和万邦，天朝藩贡，宾服远夷。

    “其三哉，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太平，进之大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如上三全，则尽精微、致广大，知行合一，王道千载不殆也。”

    胡宏、李侗、胡宪、王去非等人都点头。

    永嘉书院山长许世原辩驳道：“《春秋》治升平，有**四，其一即奖诸夏能持霸权以制夷狄。霸道固然不及王道，但绝非为王道对立。霸道亦为道，非与苛政、暴.政相提并论。”

    太学祭酒金安节接过他的话道：“何曰礼法？一则依礼制法，二则礼中有法。法中，又有刑法。王道可离礼法焉？”儒家认为礼为仁道，法为霸道，金安节这话即指王道中本就有霸道。“扶善惩恶是义刑，吊民伐罪是义战。兵戈固然不能妄兴，然推仁于万邦，戈止亦不可取。若外邦禽兽当道，暴.政为行，中国偃戈与禽兽谈仁，何如与虎豹相谋？”

    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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