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三十九、 亚非行程
目录：双谍传奇| 作者：闻绎| 类别：历史军事
万隆会议，或者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起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来、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四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此次亚非会议。
二月十二日，陈主任通过国办，要求外交部为周恩来总理的此次亚非行程提供参考方案。他要求，外交部对这个方案也必须严格保密。
许多年以后，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外交部第三批解密档案对外公开。在这批档案里，就有外交部当时提供的周恩来总理赴万隆行程的参考方案。
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有两种，摘抄如下：
1、乘飞机赴万隆，有两种办法：
甲：包租印度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经仰光至新加坡或直至雅加达。
乙：先乘中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再乘缅甸飞机经仰光飞至新加坡。最后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的飞机飞至雅加达。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共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戌后，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再到雅加达，共需六至七天时间。
外交部在以上行程方案之下，还特别注明：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则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路治安无问题。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民间散有枪支，并且可能有我国的逃亡反动分子活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从以上行程方案来看，外交部也从未有过让中国代表团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的想法。
陈主任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方案。他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第一种乘飞机的甲乙两个方案的结合。即：乘坐中国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仰光，再飞往新加坡。如有可能，则直飞雅加达。
陈主任就此事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秘商。刘亚楼当即表示，要等回去认真研究后再答复。
几天后，空军司令部给陈主任的答复让他很失望。答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昆明至仰光，我国没有国际航线。空军飞行员也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也有困难。
第二，空军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生产的“伊拉舍尔”军用运输机。如供我国代表团使用，需进行改装，大约需一个半月时间。可能来不及。
第三，“伊拉舍尔”运输机加油问题难以解决。因为缅甸飞机使用的是英美航油。“伊拉舍尔”运输机使用的是苏联航油。
答复在最后说：由于以上问题，空军执行这一飞行任务，有一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陈主任的脸色变得很严峻，心里也有些踌躇起来。既然乘飞机经仰光前往万隆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走陆路了。
从这时起，中国代表团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虽然几经中央讨论，但行程问题，始终是经陆路去仰光，再乘飞机去雅加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陈主任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生病了，并且很重。
三月十二日，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把他送进北京医院，专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夜里，周总理被送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后，周总理就一直在北京医院里静养，直至三月二十八日才出院。
从周总理住院那天起，陈主任就开始牙痛，痛到忍无可忍。连一向稳重的“向部”也变得焦躁起来。他一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就皱着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这让陈主任的牙痛病更加严重起来了。
“向部”说：“老陈，你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出国？”
陈主任捂着脸，说：“无论是乘飞机还是走陆路，缅甸都是唯一的通道。这还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没有其他的路了。”
陈主任的这个说法，表明他从未考虑过经香港出境。
“向部”又问：“其他途径，哪怕绕一点路也行呀！”
陈主任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唯一的国际航线，就是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那可要绕一个大圈呀！让那些外国人听说了，还不得笑掉大牙！”
“向部”就不说话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
陈主任拍着桌子说：“民航局是干什么的！怎么弄到现在，只有一条国际航线！咱们应该有几十条国际航线才够用！”
“向部”笑着说：“这个建议，只有你向总理提了。”
陈主任摇了摇头。他知道，即使提这个建议，也是以后的事，对眼下的情况没有一点帮助。
陈主任忧虑的另外一点是，他听说，已经有中央领导建议周恩来取消这次万隆之行。如果真的取消了，他的“星辰”计划就也有可能夭折。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卫生部每天一次，告诉他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北京医院的专家特地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专家会诊的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期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北京医院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送至我国边境。”
陈主任是第一个看到北京医院提出的这份专家建议的。是卫生部部长亲自送到他的手里。这位卫生部长的眼神非常沉重。
他说：“陈主任，你负责总理的行程。你必须按照专家组的建议行事。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陈主任看着这份专家建议，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整个陆路行程大约需要九至十天。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再安排周恩来及代表团经陆路抵达缅甸仰光的办法，已经不可行了。他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这几天里，陈主任的目光再次转到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上。陆路不可行，就只能想办法乘飞机出行了。他和“向部”再次商量后，拟出新的行程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要求外交部、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配合，秘密与缅甸政府联系，尽快开辟由昆明到仰光的国际航线。
第二、由空军司令部出面，秘密与印度空军联系，向他们借用一架可载客的运输机。要求是，飞机不能太大，不要惹人注意，但要安全可靠。
第二天，陈主任亲自把这份行程方案呈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方案，抬头看着他，只问了一句，“这个方案可行吗？”
陈主任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总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他停了一下，终于又补充一句，“走陆路，留做最后的办法。”
周总理没有再问，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实在而言，此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是不可想像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借用印度空军的飞机，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出访的行程，仍然是以走陆路为主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先生。
吴拉茂大使在这次会见中，向周总理转达了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一个重要口信。
吴大使说：“吴努总理非常希望，周总理能在本月十五日之前的两三天到达仰光。因为敝国吴努总理，还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和您商量一下亚非会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很重要。”
周恩来明白，这次亚非会议十分重要，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敌视中国的，一定会在会议期间捣乱。另外，一些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还有一些偏见。因此，在亚非会议召开前进行这种磋商，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考虑到他的行程，周总理只能微笑着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很愿意和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见面，磋商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来、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四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此次亚非会议。
二月十二日，陈主任通过国办，要求外交部为周恩来总理的此次亚非行程提供参考方案。他要求，外交部对这个方案也必须严格保密。
许多年以后，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外交部第三批解密档案对外公开。在这批档案里，就有外交部当时提供的周恩来总理赴万隆行程的参考方案。
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有两种，摘抄如下：
1、乘飞机赴万隆，有两种办法：
甲：包租印度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经仰光至新加坡或直至雅加达。
乙：先乘中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再乘缅甸飞机经仰光飞至新加坡。最后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的飞机飞至雅加达。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共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戌后，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再到雅加达，共需六至七天时间。
外交部在以上行程方案之下，还特别注明：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则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路治安无问题。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民间散有枪支，并且可能有我国的逃亡反动分子活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从以上行程方案来看，外交部也从未有过让中国代表团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的想法。
陈主任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方案。他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第一种乘飞机的甲乙两个方案的结合。即：乘坐中国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仰光，再飞往新加坡。如有可能，则直飞雅加达。
陈主任就此事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秘商。刘亚楼当即表示，要等回去认真研究后再答复。
几天后，空军司令部给陈主任的答复让他很失望。答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昆明至仰光，我国没有国际航线。空军飞行员也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也有困难。
第二，空军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生产的“伊拉舍尔”军用运输机。如供我国代表团使用，需进行改装，大约需一个半月时间。可能来不及。
第三，“伊拉舍尔”运输机加油问题难以解决。因为缅甸飞机使用的是英美航油。“伊拉舍尔”运输机使用的是苏联航油。
答复在最后说：由于以上问题，空军执行这一飞行任务，有一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陈主任的脸色变得很严峻，心里也有些踌躇起来。既然乘飞机经仰光前往万隆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走陆路了。
从这时起，中国代表团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虽然几经中央讨论，但行程问题，始终是经陆路去仰光，再乘飞机去雅加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陈主任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生病了，并且很重。
三月十二日，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把他送进北京医院，专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夜里，周总理被送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后，周总理就一直在北京医院里静养，直至三月二十八日才出院。
从周总理住院那天起，陈主任就开始牙痛，痛到忍无可忍。连一向稳重的“向部”也变得焦躁起来。他一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就皱着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这让陈主任的牙痛病更加严重起来了。
“向部”说：“老陈，你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出国？”
陈主任捂着脸，说：“无论是乘飞机还是走陆路，缅甸都是唯一的通道。这还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没有其他的路了。”
陈主任的这个说法，表明他从未考虑过经香港出境。
“向部”又问：“其他途径，哪怕绕一点路也行呀！”
陈主任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唯一的国际航线，就是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那可要绕一个大圈呀！让那些外国人听说了，还不得笑掉大牙！”
“向部”就不说话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
陈主任拍着桌子说：“民航局是干什么的！怎么弄到现在，只有一条国际航线！咱们应该有几十条国际航线才够用！”
“向部”笑着说：“这个建议，只有你向总理提了。”
陈主任摇了摇头。他知道，即使提这个建议，也是以后的事，对眼下的情况没有一点帮助。
陈主任忧虑的另外一点是，他听说，已经有中央领导建议周恩来取消这次万隆之行。如果真的取消了，他的“星辰”计划就也有可能夭折。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卫生部每天一次，告诉他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北京医院的专家特地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专家会诊的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期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北京医院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送至我国边境。”
陈主任是第一个看到北京医院提出的这份专家建议的。是卫生部部长亲自送到他的手里。这位卫生部长的眼神非常沉重。
他说：“陈主任，你负责总理的行程。你必须按照专家组的建议行事。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陈主任看着这份专家建议，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整个陆路行程大约需要九至十天。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再安排周恩来及代表团经陆路抵达缅甸仰光的办法，已经不可行了。他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这几天里，陈主任的目光再次转到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上。陆路不可行，就只能想办法乘飞机出行了。他和“向部”再次商量后，拟出新的行程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要求外交部、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配合，秘密与缅甸政府联系，尽快开辟由昆明到仰光的国际航线。
第二、由空军司令部出面，秘密与印度空军联系，向他们借用一架可载客的运输机。要求是，飞机不能太大，不要惹人注意，但要安全可靠。
第二天，陈主任亲自把这份行程方案呈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方案，抬头看着他，只问了一句，“这个方案可行吗？”
陈主任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总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他停了一下，终于又补充一句，“走陆路，留做最后的办法。”
周总理没有再问，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实在而言，此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是不可想像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借用印度空军的飞机，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出访的行程，仍然是以走陆路为主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先生。
吴拉茂大使在这次会见中，向周总理转达了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一个重要口信。
吴大使说：“吴努总理非常希望，周总理能在本月十五日之前的两三天到达仰光。因为敝国吴努总理，还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和您商量一下亚非会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很重要。”
周恩来明白，这次亚非会议十分重要，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敌视中国的，一定会在会议期间捣乱。另外，一些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还有一些偏见。因此，在亚非会议召开前进行这种磋商，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考虑到他的行程，周总理只能微笑着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很愿意和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见面，磋商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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