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四十、 政府包机

    接着，周总理又说：“但是，在十五日之前到达，可能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这个可以不去考虑。我就是现在出发，也可能来不及呀。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因此，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再到仰光，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因此，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请他们原谅。”

    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〇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

    大体而言，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和人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各处的据点或联络点。例如，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站长关锦州。其下属的据点则包括界限街41号、窝打老道的怡和公司，以及炮仗街的“资料组”，等等，约有数十处之多。此外，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中二组、中六组等等，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机构，只是都不如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力量大，人员多。

    第二、是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掌控的一些外围组织。例如某些工会、商会、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互助会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数不胜数。

    第三、则是人员。其中一类是专职情报人员，驻守在一些据点或联络站里。还有一类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正是这后一类人员让远在北京的陈主任深为震惊。正是前面说过的一句话，表面上管理香港各行各业的是港英政府，其实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在暗中控制。

    杜自远正是根据以上情况，特别关注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机构里的专职情报人员，二是潜藏于香港政府各系统重要岗位上的台湾特务，如香港的各级政府、法院、警察、媒体，以及在比较大的社会组织中潜藏的台湾特务。

    杜自远心里最清楚，“星辰”计划要对付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

    杜自远每天夜里和黄佐竹、冯顿分析研究的，也是这两部分人。一是看他们与其上级情报组织的隶属关系，二是看他们所处的职业岗位。

    杜自远等三个人研究确定后，这些人的名单就会交给外屋的楚伯林，以及冯顿手下的几个人。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人，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

    杜自远给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秘密跟踪和监视，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天夜里，当他们把新的一份名单交给楚伯林后，三个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黄佐竹就利用这个机会询问冯顿的生意进展情况。

    他说：“老冯，于志道的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运输业务？”

    冯顿抽着烟，点着头向他说：“快了。他的‘蜀川’号只是简单维修，各种手续也快办好了，大概这几天就可以起航了。”

    这时，黄佐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几页纸，递到冯顿的手里，“老冯，这是国内刚刚送来的货单，你看一看吧。”

    冯顿接过这个货单一看，自己也啧起了嘴。他明白，这个货单一定是国内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东西。这个急需，甚至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了。

    货单中总计有以下物资：设备精加工机床、输电设备等）、纺织机器包括毛条、纱线等）、金属器具有色金属制品、工具、刃具等）、研磨料金刚砂、砂纸、腐蚀剂等）、化工产品、染料，等等。

    以上这个清单，看着是不长，其实却是包罗万象的。其中仅精加工一项，就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采购还是运输，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冯顿掂着这份货单，为难地说：“老黄，这些物资，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黄佐竹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你尽快想办法吧。”

    冯顿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于志道，怕他跟我耍什么花招呀！”

    这时，杜自远抬起头，笑着说：“老冯，你其实不必担心。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这个于志道为了赚钱，是什么生意都敢做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要让他挣到钱，最好是挣到大钱。”

    冯顿说：“老杜，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有一点让我很疑惑。我上次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左少卿，我已经弄清楚她的身份了。她就是保密局的一个情报人员，是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方面各种情报的，而且她还非常精明。她和于志道在一起，我担心台湾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鬼花招。我要是赔了钱，又没有买到货，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杜自远听他这么说，心里忍不住就有一些恍惚。他并不知道冯顿提到的这个左少卿，就是他一直怀念的那个左少卿，因为不是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