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九六章 法治为皮,人治为里
目录:时空走私1859| 作者:庄不易| 类别:历史军事
由于李永吉的提前敲打,沈世明这个新首相的上任过程十分低调,不但没有在门前敲锣打鼓,甚至连访客也一概不见,只是按时去国务院上班下班。{顶+点}小说.cOM
就算是上班期间,他多数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首相办公室喝茶看书,平时不太喜欢跟其他阁员来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谨慎,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为公务的事情过来问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听你说一通,等你说完了,他才说此事再议,然后就继续低头看书喝茶。
这种磨洋工似的做法,虽然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却引起了副相王韬的不满。
王韬现在既是内阁副相,又是教育部长,本身又是个有大抱负的热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换言之就是冲劲儿十足,要不然科举改革也不会干的有声有色。
简单的说,王韬是个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华帝国大展宏图,成为一个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为有这种抱负,所以当听说李永昌离职之后,他的心就热了起来,因为他遍观内阁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资历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终没选他,而是选了个几乎没听说过的人来当首相,这自然让他很失落。
不过经过一番打听,王韬也就释然了,毕竟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时间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负责打理的都是皇产,所以应该是内部人员,这样一比,他也就无话可说。
本来他是想认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他不适应,毕竟跟前任相比。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过怠政了。
想当初,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哪怕是皇上的亲哥哥,平时也总是早到晚归,而且经常召开内阁会议,跟大家一起商议各种事情,总是表现的一副虚心求教,兢兢业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大家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可这位倒好,论身份顶多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却不小,来国务院后总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连内阁会议都很少开。
好吧,这样也无所谓,但很多事情是绕不过首相的。因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须加盖首相印才能正式实行的,否则下面的人就不会遵照实行。
没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为了讲求效率跟纪律,讲究的是认印不认人。也就是说下级机构的官员执行命令的时候,不管是谁下令,只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没有加盖相关印签。
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级别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优先级别。
中华帝国的皇帝印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宝之类的,就只有一个用繁体印刻了“中华帝国皇帝大印”八个大字,周围还有繁复花纹的黄金制备的印玺。
之所以没有用玉,而是用黄金,是因为相比玉器而言,黄金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这个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用印。
另外,关于中华帝国皇帝印玺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是写入最高法的宪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玺都有什么职责,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处罚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因为这个皇帝印可以用在各个场合,几乎是万能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万能印。
但也正因为皇帝印几乎是万能印,事关重大,所以对于假冒方面的惩罚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据最高法规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谋逆叛国,所有相干人等不问身份,不问缘由,验明正身之后,在判决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斩立决。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在九族之内也要全部抓捕,进行严格的审问,并根据知情多少,判处斩立决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处罚。
换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内的家属,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国家告密,才可以被判无罪。
可以说,这是相当严格的处罚了。
连皇帝都这样了,下面的各级官僚也是一样,通常一个位子只有一个官印,也就是万能印,并且宪法也都给各级官僚的官印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以法律的形势,赋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权力跟义务。
换言之,偷盗官印假冒官员的事情,风险变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种乱七八糟的印,只有一个万能印,这也能够加快一点行政效率。
言归正传,就政府层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没有皇帝印的情况下,加盖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说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证。
虽说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国务院平级,不过面对内阁成员,特别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与罢免,其他任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内阁首相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顶多只能去监督一下你的行为,然后搜集证据,找皇帝去告状。
这是因为要罢免内阁首相太难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提交众议院,众议院再正式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劾议案,才会让众议院议长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弹劾议案,还得再召开一个听证会,再进行一番讨论并通过,再提交弹劾议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经过正式的开庭审判,经过法庭答辩,最终也判决有罪,然后就会提交判决书给皇帝。
皇帝这边看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通过了,会再下达行政命令,先罢免内阁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权。再送还给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诉,通常会跟着各种刑法、民法之类的各种罪名,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确的方法去扳倒内阁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难度有多高。
当然,问题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状,假设皇帝看你不满。要罢免你,那么通常会让你自动辞职,你要不识抬举,要走程序那也很简单,皇帝只要透露个意思,所有程序都会一路同行,不会有半点难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给什么罪名。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中华帝国搞了个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约束,但本质上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独裁统治,依然还是人治。
不过呢,要说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也有好处。那就是从程序上设置了障碍,一旦皇帝的权威没有李永吉这么强大,那么四权分立的作用就会正式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影响帝国的运转,起码保持帝国的体统。
比如说宪法里就有一条。一旦元老会觉得皇帝不称职,甚至有叛国嫌疑,就可以提交弹劾皇帝的议案,当然这个弹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复杂更难通过了,但终归是有这么一条。
换言之,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式的独裁,也可以玩君主立宪式的民煮,运用之妙,全看时代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未完待续。。)
就算是上班期间,他多数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首相办公室喝茶看书,平时不太喜欢跟其他阁员来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谨慎,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为公务的事情过来问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听你说一通,等你说完了,他才说此事再议,然后就继续低头看书喝茶。
这种磨洋工似的做法,虽然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却引起了副相王韬的不满。
王韬现在既是内阁副相,又是教育部长,本身又是个有大抱负的热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换言之就是冲劲儿十足,要不然科举改革也不会干的有声有色。
简单的说,王韬是个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华帝国大展宏图,成为一个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为有这种抱负,所以当听说李永昌离职之后,他的心就热了起来,因为他遍观内阁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资历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终没选他,而是选了个几乎没听说过的人来当首相,这自然让他很失落。
不过经过一番打听,王韬也就释然了,毕竟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时间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负责打理的都是皇产,所以应该是内部人员,这样一比,他也就无话可说。
本来他是想认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他不适应,毕竟跟前任相比。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过怠政了。
想当初,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哪怕是皇上的亲哥哥,平时也总是早到晚归,而且经常召开内阁会议,跟大家一起商议各种事情,总是表现的一副虚心求教,兢兢业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大家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可这位倒好,论身份顶多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却不小,来国务院后总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连内阁会议都很少开。
好吧,这样也无所谓,但很多事情是绕不过首相的。因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须加盖首相印才能正式实行的,否则下面的人就不会遵照实行。
没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为了讲求效率跟纪律,讲究的是认印不认人。也就是说下级机构的官员执行命令的时候,不管是谁下令,只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没有加盖相关印签。
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级别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优先级别。
中华帝国的皇帝印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宝之类的,就只有一个用繁体印刻了“中华帝国皇帝大印”八个大字,周围还有繁复花纹的黄金制备的印玺。
之所以没有用玉,而是用黄金,是因为相比玉器而言,黄金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这个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用印。
另外,关于中华帝国皇帝印玺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是写入最高法的宪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玺都有什么职责,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处罚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因为这个皇帝印可以用在各个场合,几乎是万能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万能印。
但也正因为皇帝印几乎是万能印,事关重大,所以对于假冒方面的惩罚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据最高法规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谋逆叛国,所有相干人等不问身份,不问缘由,验明正身之后,在判决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斩立决。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在九族之内也要全部抓捕,进行严格的审问,并根据知情多少,判处斩立决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处罚。
换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内的家属,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国家告密,才可以被判无罪。
可以说,这是相当严格的处罚了。
连皇帝都这样了,下面的各级官僚也是一样,通常一个位子只有一个官印,也就是万能印,并且宪法也都给各级官僚的官印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以法律的形势,赋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权力跟义务。
换言之,偷盗官印假冒官员的事情,风险变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种乱七八糟的印,只有一个万能印,这也能够加快一点行政效率。
言归正传,就政府层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没有皇帝印的情况下,加盖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说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证。
虽说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国务院平级,不过面对内阁成员,特别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与罢免,其他任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内阁首相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顶多只能去监督一下你的行为,然后搜集证据,找皇帝去告状。
这是因为要罢免内阁首相太难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提交众议院,众议院再正式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劾议案,才会让众议院议长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弹劾议案,还得再召开一个听证会,再进行一番讨论并通过,再提交弹劾议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经过正式的开庭审判,经过法庭答辩,最终也判决有罪,然后就会提交判决书给皇帝。
皇帝这边看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通过了,会再下达行政命令,先罢免内阁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权。再送还给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诉,通常会跟着各种刑法、民法之类的各种罪名,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确的方法去扳倒内阁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难度有多高。
当然,问题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状,假设皇帝看你不满。要罢免你,那么通常会让你自动辞职,你要不识抬举,要走程序那也很简单,皇帝只要透露个意思,所有程序都会一路同行,不会有半点难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给什么罪名。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中华帝国搞了个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约束,但本质上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独裁统治,依然还是人治。
不过呢,要说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也有好处。那就是从程序上设置了障碍,一旦皇帝的权威没有李永吉这么强大,那么四权分立的作用就会正式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影响帝国的运转,起码保持帝国的体统。
比如说宪法里就有一条。一旦元老会觉得皇帝不称职,甚至有叛国嫌疑,就可以提交弹劾皇帝的议案,当然这个弹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复杂更难通过了,但终归是有这么一条。
换言之,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式的独裁,也可以玩君主立宪式的民煮,运用之妙,全看时代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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