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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列女传目录序（第4页）

11罢管榷：去除盐、铁、酒的专卖。

12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因，凭借。用事，祭祀。

13天命不可专任：不可仅仅听信天命福瑞。

14绌：罢黜。

15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尽言，直言。

16释逋负之在民者：去除百姓的欠税。

17试：经历。

18在上前及书亡者：在皇帝面前以及遗失了的书信。

19或从或否：有些收录，有些不收录。

20藉令：假令，假如。

曾巩这篇文章是他的祖父的文集所写的序言，成为“后序”，是说明这篇序言是放在全文之后，与我们今天的放在全文之前的序言不一样，而今天放在全文之后的序言被称为“跋”，与“后序”是差不多的。而这篇文章首先是分门别类地记述祖父“刊行于世”与“藏于家”的著作的名字及卷数。从中可看出曾致尧著述之高产，一百八十卷加十卷，数量不可谓不多；又可看出其著述涉及面之广泛，有地理学的、政治学的、语言学的、文学的。然后再陈述并赞颂先祖父所具有的谏诤的品质与气节。可分二层。第一层自“方五代之际”至“不以利害福祸动其意也”，回忆祖父出仕后“勇言当世之得失”，“不以利害祸福”所动的直言敢谏的精神。第二层自“公尤见奇于太宗”至“故卒以龃龉终”，着重记述宋真宗时，祖父刚直不阿，敢言劝谏，谴责大臣，以致死于困顿的高风亮节，先交代太宗在位以至真宗即位时祖父所担任的官衔，以此说明如何“见奇”，“益以材见知”。次述真宗时祖父“激切论大臣”，皇帝虽“感其言”，却仍遭贬谪的情况。接下来再从“言”与“行”两个方面集中阐述祖父的谏诤精神与利民政迹。分二层。第一层，称颂祖父之“言”。祖父谏言较多，文章从中择其重要者概述之。第二层，称颂祖父之“行”。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蠲免民租，释放拖欠租税的百姓。最后是说明祖父“言”、“文”散失的原因，希望读者阅读时见其表里，审其虚实。并且在文末还交代了祖父谢世后追封的官衔，祖父的姓名、籍贯，以及为文集作后序的作者的姓名。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

【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讳回。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1，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2，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3。后之潜心于圣人者，将必由是而有得，则其于世教，岂小补之而已哉？

呜呼！深父其志方强，其德方进，而不幸死矣，故其泽不加于天下，而其言止于此。然观其所可考者，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4欤？其文有片言半简，非大义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于其细行5，皆可传于世也。

深父，福州侯官县人，今家于颍。尝举进士，中其科，为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去，遂不复仕。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尝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1折衷：遵从。

2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在文学将要低靡之时振起，在学者偏爱的地方拉回来。

3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真说得上是道德仁义的关键，世间少有的文章。

4名世者：闻名于世。

5细行：小的方面。

曾巩这一篇文章是为他的好友王深父的文集所写的序言。首先曾巩在文中是推荐这本集子的作者，也就是王深父。我们都知道在当时曾巩可以说的赏识名满天下，世人敬重。所以他说深父是他的朋友，这显然有一种推重奖掖之意。有吁舆论接受之请。次介绍著述态度。曾巩先不直写著述态度，而先着力写其著述背景：先王之道正在衰落，天下学者失去了以道取正事物的标准。这样写，一是写出了作者在艰难的学术境遇中奋进求索的精神；二是突出了作者著述的社会价值。接下来曾巩再写他对王深父深切的悼念及文集编订的原则。这一部分是先以“呜呼”总领全段悲叹的感情，接着，述说他所以悲叹的原因：王深父的志向正坚定不渝，德行正日见隆厚，却不幸故去了。接着是推论：王深父倘活在世上，难道不就会成为孟子所说的那种闻名于世的圣贤者吗？然后再进一步说明，叙编订原则。编订原则是全部收编，哪怕只有几句话、半页纸，也都编入文集。最后的部分里，曾巩在简述王深父生平。可以说在这整个文章中，曾巩就是写了一个怀才不遇而命运多舛的文人形象，从曾巩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个王深父是非常有才能的，但是一生不得志，所以就基本上是被埋没了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实在是很惋惜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真正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有些人一生显达，而另一些人虽然很有才却也一生默默无闻呢？原因就在自己的志向和心念，只有真正存着为天下国家人民的善念，并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心念善事最最重要的事情。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1，未尝不同其指2。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是以《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之际，其相去千余岁，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余泽，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3，至于如此，岂非盛哉！

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

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4？

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着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5，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

子直官世行治6，深父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

1异人殊世：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

2指：要义，宗旨。

3渐磨陶冶：磨砺熏染。

4岂不系于治乱哉：与世道的治乱有很大的关系。

5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如果得志，就将这大义运用到政事上。

6官世行治：做官经历和一生大的作为。

曾巩这一篇文章是为王子直的文集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我们看到，首先是谈的是人们的道德认识与社会治与乱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东西。在文章中曾巩是从“治”与“乱”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首先是讨论治世与道德认识的关系。曾巩首先指出，大治之世，教化淳厚，道德观念就相同，风俗就统一。处在大治之世，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道德是非的认识却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道德是非的判断标准，本来只有一个。以此指出道德相同、风俗统一的本质原因。接下来是讨论乱世与道德认识的关系。曾巩认为，乱世，先王之道废弛，于是道理遂不能统一。作者分别以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与汉代文坛人才盛出而持论不能统一的事实，指出，原因在于不合于真理。接下来曾巩为我们介绍了王子直，他主要是从“文”与“道”两个方面来介绍王子直的才能的。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他的对王子直的评价，给人留下鲜明具体的印象。文采上，作者借重的对比参照物是汉以来有名的文章大师，“道”上，作者借重《诗》《书》的作者，按，《诗》《书》篇目作者多不可考，编订者是孔子。最后的部分里曾巩是写王子直身后的一些事情。从这里曾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治乱与道德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然而也是很显然的，如果君王真的爱百姓，真的为老百姓着想，那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然也就是能做到长治久安，如果没有这种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念头，而仅仅只是为自己的话，那么真的就是寡人一个了，必然导致亡国灭家的惨剧，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以德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