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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有无其人（第1页）

鬼谷子有无其人?

鬼谷子是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相传为楚国人，姓名传说不一，曾经隐居于鬼谷，因以自号而人称其鬼谷子。

鬼谷子长于养性持身和因事刚柔之势，为作纵横捭闽之术。所谓纵横，即合纵连横，战国时七国争雄的外交手段。合纵就是六国联合拒秦；连横就是六国分别事秦。捭阖，犹言开合，战国时说客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相传为鬼谷子所作的《鬼谷子》一书这样说：“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又说：“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其要旨在于寻找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基辛格的老师施本格勒曾说：“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与连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基辛格评传》）鬼谷子身为隐士，可是他对世态的明察是令人吃惊的，他发现中国将要统一，其方法不外合纵连横，他虽然没有涉足当时政治斗争，但是他的两个学生，张仪、苏秦却是那时呼风唤雨的人物，秦国用了张仪的计谋统一了中国。

相传鬼谷子的著作《鬼谷子》3卷，由捭阖之术13章、《本经》、《持枢》、《中柱》等篇章组成，程景沂曾对此书作过高度评价：“文体绝似老子，无战国游士风气，抉髓取神，说辞妙品，尤为纵横家鼻祖。”（知不足斋本《鬼谷子》）由于《汉书·艺文志》不载此书，《隋书·经籍志》才有所记录，因此该书的真伪一直悬而未决，大多数人倾向于此书是后人伪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鬼谷子，历史上有无其人却无定说，就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看，大约有四种说法。

一、否认有鬼谷子其人。乐一在注《史记·苏秦列传》时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把苏秦看做鬼谷子。清朝人翁元圻在注《国学纪闻》时更明确地说：“秦仪，即鬼谷子。”有人认为鬼谷子是泛指隐士，唐朝人李善注《文选》说：“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既然认为鬼谷只是隐者的一种“通号”，实际上也就是认为“鬼谷”并非实有其人。现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鬼谷子非历史人物，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列了不很有名的慎子、熠冠子，但未列鬼谷子。《古今伪书考补证》讲到鬼谷子时说：“史记所记，得之传闻，本不足据。”又说：“其人无考，况其书乎?”《宗教辞典》也称其是“中国古代传说人物”。

二、把鬼谷子当做神。《仙传拾遗》说鬼谷子“疑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杜光庭《录异记》也认为：“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周未复还中国。”

三、对鬼谷子的有无疑信参半。清朝人秦恩复以为：“或云周时豪士，隐于鬼谷者，近是。”（四部备要本《鬼谷子》）所谓“近是”不过是指接近正确而已，未作完全肯定。现在也有学者认为“欲证鬼谷子真有其人，终不可得其确”，同时认为“鬼谷其人，又不全虚”。（《古籍整理论文集·鬼谷子研究》）新版《辞海》、《辞源》在介绍鬼谷子时，前面都冠以“相传”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四、鬼谷子是战国时楚国人。现在虽找不到系统的、完整的介绍鬼谷子的可靠文字，但是从大量散于古籍中的资料来看，历史上确有鬼谷子其人。

1．最早记载鬼谷子的是《史记》，司马迁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相隔不远，根据苏秦、张仪谢世的年纪推测，至多也不过一二百年，因此司马迁所记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史记》虽无鬼谷子传记，但是在《苏秦列传》中太史公记曰：“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在《张仪列传》中也说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引文：“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宋，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司马迁未注明出处，但是唐朝人司马贞在《索隐》中指出：“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故称‘故日’也。”可见司马迁与司马贞都曾见到过鬼谷子的著作。

2．在两汉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鬼谷子的影踪。西汉的刘向在《说苑·善说》中曾直接引用过鬼谷子的原话，他这样写道，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也……”扬雄在《法言》一书中也说：“仪、秦学乎鬼谷术。”一承司马迁观点。著名汉朝科学家张衡在《论衡》的两个篇章《答佞》、《明雩》中也谈及鬼谷子的事迹。其他如东汉末年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说：“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三国时皇甫谧曾经注《鬼谷子》一文，并介绍说：“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

3．两汉三国时期有六家九条之多的材料皆明确肯定有鬼谷子其人，而在此数百年中，尚未见到任何否定或怀疑的材料。后来，可能有些可靠的资料亡佚了，考无确据才怀疑鬼谷子其人。

4．湖北当阳鬼谷洞附近有许多鬼谷先生遗迹。《舆地纪胜》说此洞“即鬼谷子隐处”。今鬼谷洞外石壁上嵌有三块石碑，均系清光绪五年重修大仙洞的石碑记，中有一段曰：“清溪寺山后五里许，有大仙洞，系战国时鬼谷大仙披门仙师修真之所……残碑隐隐有字迹，（鬼谷庙）大约始于晋。”在鬼谷洞东南2公里处有棋盘山，亦名云梦山，据《当阳县志》称“传鬼谷子对弈处”。

施宣圆按：1994年10月中旬，全国首届鬼谷子研讨会在河南淇县举行。参会专家认为鬼谷子确有其人，所著《鬼谷子》一书确有其本。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高士”——有学问有德行的隐士，从不显露姓名，并长期隐居于鬼谷子这个地方讲学，所以世称鬼谷子。所著之书也冠以其名，传诵下来便罩上神秘色彩。总括鬼谷子隐居地，历来有十多处之说。此次会议专家前往淇县云梦山考察，此处有多处碑刻和鬼谷子祠，与文献资料所记吻合，证明鬼谷子隐居于此。（见文汇报1994年11月22日《学林》专刊）

屈原何故自沉汨罗江?

2200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满腔忧愤，毅然投入波涛翻卷的汨罗江中，结束了他那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一生。千百年来，他的死一直为人民所惋惜、哀悼。那么，屈原为何投江自沉呢?

清朝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持此说者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研究》中说：“郢都陷落时，屈原逃奔江南，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自沉了。”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有人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哀郢》中的有关史料来看，屈原写《哀郢》约为顷襄王十四年（前285年），屈原沉江约在顷襄王十六年或十七年，即前283年或前282年，而《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中载明，白起于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开始攻楚，第三年（前277年）攻破郢都。因此，屈原写《哀郢》和自尽在前，白起破郢在后，从时间上推算，屈原根本不可能是殉国难。从《哀郢》的内容上分析，诗人在文中一再述说自己心头的悲哀，哀自己无罪遭贬逐而“东迁”，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人们沉湎于一片“平乐”而看不到大祸将临。明朝张京元在《删注楚辞》中云，《哀郢》是“原既去国，还顾郢都，念其将亡而哀之”。显然，屈原写此诗与郢都陷落并无关系。诗人投江前作的绝命诗《怀沙》中也并未流露出痛惜国破家亡而决心殉国难的情志。而且，如果屈原是殉国难，史家势必书明，以志褒彰，但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这些对屈原结局深表同情的史家所撰写的史籍中，均不见有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身的记载。那么，他究竟何故自沉呢?有人认为，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反认秦为友，又“专**逸侈靡”、“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黜逐，报国无门，《哀郢》中他就悲愤地诉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亡之。”《怀沙》中他更尽情倾诉冤屈：“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仰。”表白自己遭受长期放逐、满怀的忠贞无处申诉，只有“伤怀永哀”的郁苦心情。《屈原外传》说：屈原“晚益愤懑，披蓁茹草，混同鸟兽，不交世务……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赴清冷之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起用的希望已经绝灭，身心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也不愿在衰老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聩，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痛痈君之不识”，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聩无能的庸君，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两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绝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还有人认为，屈原屡次遭受佞臣的诬陷、排挤，又被阻断君门，投诉无路，蒙受冤屈，对这类祸国殃民的贼子，他切齿痛恨，怒斥此辈是“谗人”、“党人”、“邑犬”，《怀沙》中他就痛斥他们“变白以为黑”，“倒下以为上”、“鸡鹜翔舞”、“邑犬群呔”，这自然愈益遭致群奸的诬陷，诗人表示“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宁愿一死，也不向群小屈服。西汉桓宽《盐铁论·倾贤》中就指出：“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柳之谮也。”所以，屈原是由于受奸佞相谮而逼得投江自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