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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有没有领导过新乐府运动（第1页）

白居易有没有领导过“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代，自居易“发动”和“领导”了一次文学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这是近三十几年来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有关论著的定论。但最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见《江汉论坛》1985年第10期，王启兴《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光明日报》1985年11月19日，罗宗强《“新乐府运动”种种》），认为所谓自居易领导“新乐府运动”之说是“完全与事实相悖的”，其主要根据是：

一、传统意见认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是白居易，参加者有元稹、李绅、张籍、王建、唐衢、邓鲂、刘猛、李余等人。据此，元、李、张、王等人的新乐府诗应是在受自居易的理论主张和新乐府创作实践的影响之后而进行创作的。但实际的情形恰好相反。

自居易新乐府诗的代表作是《新乐府》组诗50首和《秦中吟》10首。《新乐府》据题下自注是“元和四年”作。而在此之前，李绅早就写过新乐府诗了。而且是李绅先写《新题乐府》20首赠给元稹，元稹读后即和作12首新题乐府（元稹有序记其事：“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自居易受李绅、元稹的启发后才开始创作《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10首也差不多同时作于元和四五年间。因为《秦中吟》序有“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云云。而其《伤唐衙二首》又说《秦中吟》是元和初年当谏官时写的。诗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但伤民病痛，不忌时者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自居易做谏官是在元和三年到五年间。可见，《秦中吟》也作于李、元的新乐府诗之后。这样看来，不是白居易“领导了新乐府运动”，影响了李绅、元稹，而是李绅、元稹影响、启发了白居易。

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也不是受白居易的影响，而是早在白居易数十年前就已开始创作了。关于张籍乐府诗创作的年代，自居易于元和十年初写过一首《读张籍古乐府》诗：“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元和十年张籍已“业文三十春”，说明张籍30年前就已创作“风雅比兴”的乐府诗了。自居易在元和四年才开始创作新乐府，他怎能去“领导”和影响二十几年前就已进行创作的张籍呢?

王建与张籍同时，据考证他的新乐府诗也大都作于德宗贞元时期，也早于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数年。

再说唐衙和邓鲂。唐衢之诗，据白居易说有“遗文仅千首”，但今皆不传世。《新唐书·唐衢传》也只说他“能为歌诗，意多感发”，但很难判断他是否创作过乐府诗。邓鲂既无诗文传世，又无生平事迹可考，只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邓鲂喜爱他的诗，并未说邓鲂写乐府诗。捕风捉影地说唐衢、邓鲂是自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未免武断。至于刘猛、李余2人，只是元稹说过他俩写有《古题乐府》，并未提他们写新乐府之事。

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的新乐府创作多在自居易之前，而唐、邓、刘、李4人又没有写新乐府诗的根据，因此很难说自居易领导过什么“新乐府运动”。他还没有“领导”过，也不存在“运动”。

二、所谓“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即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寄唐生》、《伤唐衢二首》等诗文中提出的诗歌理论主张，实际上对中唐的新乐府创作并没有发挥过什么领导作用和影响。提出这些理论后，他本人也没有再写什么“新乐府”了，更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指导作用”，更何况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都是在这些理论提出之前就早已创作出来。可见，无论从理论主张上，还是从创作实践上看，中唐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

不过，现在还不是最终下结论的时候。数十年来人们毫不置疑地认为有“新乐府运动”，也并非毫无理由。新乐府固然从初唐已兴起。但至中唐才盛行于诗坛。从元结、顾况，到张籍、王建、李绅、元稹和自居易，确是一脉相承。盛唐时期王维、盂浩然和高适、岑参诸人，也没有什么理论主张，创作时间也有先有后，而人们目之为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同样，人们把张、王、李、元、白称为“新乐府诗派”或“新乐府运动”似乎也无不可。至于“领导权”应不应该归白居易，也可以讨论。比如宋代江西诗派，陈与义并没有“领导”过这一诗派，却也被后人尊为该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至今并无异议。在中唐写新乐府的诗人中，无疑是白居易的贡献和影响最大，给什么适当的“头衔”来评价他，可以商讨。

因此，中唐究竟有无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还不能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