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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洞庭①（第2页）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本诗作于宪宗元和二年（８０７），时白居易任（今名周至）县尉。县在长安西南一百三十里，基本上是一个山城，均是旱地作物。首二句是翻进一层写法，本来种田人家就“少闲月”，而进入夏季的五月“人倍忙”。接二句述原因：“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夜来”，夜间以来，或谓从夜至旦。孟浩然《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覆”者，盖也。黄色小麦盖满田垅，显示已经成熟。前四句泛写时令、人事，为下面诸事之张本。接四句应“人倍忙”。这里有妇女，她们担挑着竹（或苇）器中的饮食；有儿童，他们携着壶罐里的浆水。“妇姑”，据司马彪《续汉书》：“恒帝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泛指一般妇女。按《礼记·内则》：“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可解释为媳妇和婆母。按《孔雀东南飞》：“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可释为嫂嫂和小姑，此则指妇女。“箪食壶浆”四字本于《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高子执箪食，与四脯；国子执壶浆”。《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里妇女和儿童是“相随饷田去”，给在南冈田里刈麦的壮年男人去送饮食。唐制：唐初以二十一岁为丁，后改为二十三岁；白居易时，二十五岁为丁。“南冈”，泛称田地之词，如“东皋”（“东皋薄暮望”）、“西畴”（“将有事于西畴”）、“南亩”（“在昔闻南亩”）等等。接“足蒸”四句写劳动者之苦况：脚下土气炎热如蒸，背烤火辣辣的日光。“暑气”，夏天的热气。《周礼·天官·凌人》：“夏，颁冰掌事。”郑玄注：“暑气盛，王以冰颁赐，则主为之”。《淮南子·地形》：“暑气多夭，寒气多寿”。但这诗的上二句是为了映衬下二句：“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虽“足蒸”、“背灼”，热极了，疲劳极了，不仅不觉力尽天热，而且只爱惜、珍惜长长夏日的每分每秒宝贵时间，这里虽字面上写实，但含有对农民热爱劳动的强烈赞颂和深厚同情。下面笔锋一转写田地上的一位贫妇人。她“抱子在其傍（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秉”，执持，即拿。右手拿着从地下拾起的麦穗，左臂上悬着破旧的筐子。“抱子”，一般说用右臂，捡拾麦穗，似不可能。那么似是左臂肘吊挂（“悬”）着筐，又用手抱着孩子。这是一幅孤苦凄凉伶仃的拾麦图。接写其身旁的人讲话。“顾”，回看。“相顾”，似回看身旁的人，非对作为县尉的白居易当面直言，而诗人是在听其言，也即“闻者”。她说：家里的田因为交纳租税都卖光了，如今只有靠拾麦穗来充饥肠。最后六句是闻后作者自述。“功德”，功业和德行。《礼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加封土地或赐爵位）这里作者认为自己有违古礼，没有为人民造福。既不能从事农桑（种田、采桑）；又还拿三百石薪俸，到年底尚有余粮。每逢想到这些，心中暗自生愧，一整天也压抑不住心情的激**。周至县当时名之曰畿县（京城管辖地区），县尉二人，正九品下。唐制从九品，禄粟每月三十石，言“三百石”，似指一年的概数。

这是白居易第一首写农民生活的诗。时任县尉的白居易，任务有二：一“分判众曹”；二“收率课调”（见《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前者管功、食、户、兵、汉公务；后者事实上是皇帝的差科头，向人民征收赋税，缴纳不出，便要施以鞭打。高适任封丘县尉时，以“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挂冠而去。自唐德宗（７８０年）以来，天宝年间施行的和籴制度完全变了样，不仅不按规矩给价，还要农民远路送粮到京西行营，结果往往“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资治通鉴·贞元三年十二月》）白居易虽“备谙此事，深知其弊”，后来任左拾遗也大呼“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论和籴状》），但在当时他不得不向人民勒索，作害人的勾当。《观刈麦》诗正是在自领和籴与同情人民的矛盾中写成，“自愧”之心，无疑是沉重的。另方面此诗结构严密，叙事清晰，前四句叙季节、环境，乃事发生的背景，接四句展开刈麦前后场景，再后四句写劳动苦况。至此，“复有贫妇人”启下，另刻绘一幅拾麦穗画面，使场景曲折多变。既见其艰难情状，又闻其诉苦声音。最后以“自愧”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有条不紊，洵为大手笔。诗里实际出现三种人：一是有田地的壮年刈麦者，他们尚有人送饭食汤水。而“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反常心理，和那位“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更深刻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艰辛。但是安知他不将会“家田输税尽”，沦为像“贫妇人”那样的人！她正在生死线上挣扎，通过其形其言的描述，给人以鲜明、真实、生动的感染。三是作者“自愧”，绝非虚应故事，而反映了对被剥削者的深切同情。这和他后来大量“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的新乐府诗，是一脉相通的。这些诗都表现了他“唯歌生民病”的真实感情，是难能可贵的。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牓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

这首诗在禾穗青乾，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的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

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仅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诉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个长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两熟，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

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绎全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诗人能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笔下的艺术形象予以揭露，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在《农桑》里所写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嫁租”，就都是这种双簧戏。而白居易，则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人。

【卖炭翁】

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