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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昇身世之谜（第2页）

玉皇山，又称玉龙山，位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风景秀丽。登上山峰，左眺是"怒涛卷霜雪"的钱塘江，右眺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子湖，远眺便是"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城，向南俯瞰山下，依稀可以看到一片古迹遗址--"八卦田"。"八卦田"的四周分成八边，形如"八卦"，故名。1984年，杭州市政府花了两年时间进行整修，使"八卦田"恢复了原貌。"八卦田"以其独特的景观博得了游人墨客的赞叹，目前已成为杭州南线的热点风景点。

"八卦田"是什么古建筑的遗址呢?有两种看法，一、南宋籍田遗址；二、南宋郊坛遗址。

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说："八卦田、宋籍田，在天龙寺下。中阜规圆，形以沟塍，作八卦状，俗称'九宫八卦田'，至今不紊。"《四时幽尝录》也载道："八卦田，宋之籍田，以八卦爻画沟塍环布成象，迄今犹然。春时菜花丛开，自天真高岭（玉皇山）遥望，黄金作埒，碧玉为畴，江波摇动，恍自河洛图中分布阴阳爻象。海天空阔，极目杳然，更多象外意念。"按此说，"八卦田"在明朝仍然保存完好，人们以之为南宋籍田，是著名风景点。

籍田是先农坛下的一片农田，先农坛是皇帝祭祀先农神（神农氏）的所在。皇帝照例要在春耕前举行祭先农、耕籍田之礼。祭祀时，皇帝执耒耜场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礼"，意为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先"，以示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宋高宗在杭州临安府建行都之后，仿照北宋旧制，把一系列祭祀性建筑先后修建起来，籍田先农坛是祭祀性建筑之一。

认为"八卦田"是南宋籍田的，还有多种杭州地方志和风景导游手册以及《中国名胜词典》、《说杭州》等书籍，重新修复的"八卦田"也是按籍田模样维修的。

郊坛和籍田先农坛都是古代帝王祭祀的地方。郊坛又称郊丘、圆丘、圆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祭天与祭先农神是两个不同的祭祀项目，其意义与礼仪规格均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文献通考》卷七十二载："绍兴十三年，令临安府于行宫在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丘并青城斋宫去处。领殿前都指挥职事杨存中、知临安府王唤等言，今于龙华寺西空地得东西长一百二十步，南北一百八十步修筑圆坛，除坛及内壝，丈尺依制度使用九十步外，其中璇外壝乞随地之宜用二十五步……若依前项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圆备，从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礼志》、《宋会要》记载与此略同。可见，当时用来修建郊坛的地基是不够宽广的，所以不得不缩小中壝与外璇的营建尺寸。"八卦田"处于玉皇山、慈云岭和包家山的环抱之中，加上当时各山脚下的寺庙林立，空地面积十分有限，其地形条件与上面所引的记载完全吻合。

古籍记载南宋郊坛在龙华寺之西，查《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皇城图》与《西湖图》，可以发现，龙华寺在包家山的南麓。其故址就在今富春江水泥厂内，其西边正好是"八卦田"，即南宋郊坛遗址。按照古代祭祀礼仪规定，郊坛祭天，皇帝及随祭百官须在祭前一日赴郊坛附近的斋宫斋宿一晚，以示洁诚，所以郊坛附近还应有斋宫、望祭殿等附属建筑。从《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咸淳临安志》等古籍记载来看，充当郊坛斋宫和望祭殿的龙华、天龙、净明三寺都正好在今"八卦田"的周围附近，这也可以证明"八卦田"是南宋郊坛之所在。

另外，明嘉靖年间，阮鹗曾在"八卦田"的中心土阜上修建"太极亭"。"太极"是宋代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八卦"则可以代表天地万物，郊坛是皇帝祭拜"天"的最高统治者--"昊天上帝"的地方，因此，"太极亭"建立在"八卦田"上是符合郊坛礼仪的。同时也证明阮鹗当时知道这里是南宋的郊坛遗址。所以，《万历钱塘县志》的作者聂心汤就毫不含糊地认定："育皇山（玉皇山）……前有龟畴田，宋郊坛也。"新中国成立后，在"八卦田"旁发现了南宋"郊坛下官窑"的遗址，也可佐证"八卦田"是郊坛遗址。

那么，南宋籍田到底在哪儿呢?说法也不统一。《西湖游览志》记道："自清波门折而南……为慈云岭，岭之南为龙山（玉皇山）……其下为龙华寺、宋籍田。……山旁有宋郊坛、净明寺……并废。"这么说，籍田在玉皇山下，郊坛也在玉皇山下，两者是相比邻的。郊坛在明朝已仅存遗址。明王元章诗曰："****南郊路，金舆不复行；古台余草色，新树自新声。寂寞荒村景，凄凉故国情；遗民能道旧，曾是御营兵。"

另一说法是：籍田在玉津园南，洋泮桥侧。乾道、咸淳两部《临安志》都说，"籍田先农坛在嘉会门外四里，玉津园之南。"玉津园遗址今无存，据翟灏云："玉津园在宋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湖山便览》）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南宋籍田就在今天洋泮桥至海月桥之间濒临钱塘江的地段上。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记，绍兴十六年宋高宗"亲飨先农于东郊"，洋泮桥至海月桥一带虽不是临安城正东方向，但在嘉会门以南一带却是最靠东边的位置。而"八卦田"却位于临安城的西南角上，与"东郊"两字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张建国）

纸币为何又称钞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迄今将近有：1000年的悠久历史。现在通常称纸币为钞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钞票"的称谓。历代纸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有许多种类和名称，如两宋的交子、钱引、会子、关子，金元的交钞、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明清的大明通行宝钞、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等。直至清代晚叶，钞票作为纸币的代称才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纸币为何又称钞票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论者进行了探索。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展。

有人认为，纸币因"钞"字的使用由来已久，便产生钞票之名。千家驹、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说："中国的纸币发行，自宋迄明，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钞字已深得人心。一般习惯就以'钞'为货币的代称，或称钱钞、钞银、钞券，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后来他俩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书中又说："明代宝钞，中叶后已不通行。但'钞'字却深得人心。嗣后仍以钞代表货币，……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持有类似的看法，其"钞票"词条解说云：''宋、金曾发行交子、会子和交钞，又叫钞引，用纸印刷。……元、明、清三代还发行过宝钞，也是纸币。我国俗称纸币为钞票，就是由此而来。"可是在宋到明代的数百年时间内，虽然纸币多称为钞，而且逐渐用钞代表货币，但从未发现有将纸币称为钞票的记载。纸币称钞并不意味一定就称钞票，两者之间毕竟有所不同。所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较多的人主张，纸币称钞票出自清代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筹集军费，通过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都是不兑现纸币。由于这两种纸币既是同年发行，且各以"钞"和"票"为名，因此在咸丰年间的一些史料中，有时被合称为"票钞"或"钞票"。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写道：清政府于咸丰三年"发行两种钞票，一种是大清宝钞……另一种是户部官票……钞票的名称即导源于此，为宝钞和官票的总名"。历史学家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论文中也认为："合钱钞与官票简称钞票，是现在钞票一字的语源。"这种见解比较流行，影响颇广，如《辞海》（修订本）"钞票"一条说：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票钞'和'钞票'。现称纸币为钞票。本此"。其他还有郑家度的《广西近百年货币史》等亦以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的总名，当做纸币称钞票的原因。然而清代史料仅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为钞票，却没有谈及钞票的名称导源于此。故以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作为纸币称钞票的开端，理由尚嫌不足。

此外，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即纸币称钞票实起于户部官票。潘连贵在1984年第1期《广东金融研究》发表的《"钞票"一词溯源》一文中说："钞票原是对户部官票的一种说法，因为国家发行的纸币一向称'钞'而户部官票却叫'票'，所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就是'钞票'。"主要根据是咸丰三年三月刑部尚书德兴等人的奏述："臣等查试行钞法改用官票，诚难保无不肖之徒私造行使，……查钞票之用，与银钱并重，其私造之罪，亦应与私铸同科。……今新行钞票，国宝攸关，应比照私铸铜钱之例加重，不分银数多寡，定拟罪名。"（《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该奏折所言"钞票"，显然是指户部官票。事实上，咸丰三年发行的两种纸币，以户部官票居先，大清宝钞在后。户部官票称钞票时，大清宝钞尚未筹备发行。王茂荫曾说："再查部臣议行银票，意谓票与钞相关，欲以此试钞之行否。"（《王侍郎奏议》卷三《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可见纸币称钞票同户部官票的名称大有关系。自从户部官票称钞票后，各种纸币亦通称钞票，"钞票"之名遂不胫而走，一直沿用至今。不过此说仍有斟酌的必要，户部官票已称钞票当无疑问，但将它作为纸币称钞票的起源，似有待于进一步佐证。

总之，以上几种意见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评。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和讨论的展开，我国纸币为何又称钞票的历史真相，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莲桂）

会子始于南宋还是北宋?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起初，在川陕一带使用铁钱，但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1贯，重12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贩，尤其是大商人，甚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于是就产生了"交子"。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国家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规定每界（期）发行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而不换的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到南宋时，纸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铜料不足，鼓铸日稀"，铸钱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大量铜钱被富商销毁，铸成铜器，获取厚利。而许多豪富之家，也皆"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有的铜钱被偷运到北方金朝统治地区，更有许多铜钱被偷运到高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于是社会上铜钱缺少，发生钱荒。纸币就应运而生，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

现代出版的历史著作，如郭沫若、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及断代史，中国货币史、辞书等等，都认为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发行的交子，到南宋时流通的纸币是会子。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都持这种观点。如中国历史研究会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编写组编的《中国史稿》、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编的《中国通史讲义》、刘泽华等编的《中国古代史》以及《辞海》会子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会子条目，还有记叙颇详的彭信威著的《中国货币史》等等。他们都认为"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他们指出会子产生的原因是："南宋境内发生严重的钱荒。"于是杭州的豪右便"私置便钱会子"，作为轻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铜钱流通量的不足，名称叫做便钱会子。"后来钱处和主持临安府，才收回官营。其后钱处和调为户部侍郎，于是由户部接办。"时间是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起初只通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由此可见，纸币会子，在南宋的统治区，成了与铜钱并行流通的一种轻货币。会子的面额分为四种，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种，以三年为一界。从以上所引各种著作来看，我国的纸币最早是北宋的交子与南宋的会子，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似乎已成定论。

予嵩撰文《北宋的会子》一文（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提出新的论点。认为"会子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并使用，行用的地点主要在首都东京（开封），也包括东京以外的一些地方"。他据《宋会要辑稿·刑法·禁法》记载："（政和三年）十月一日，尚书省言，访闻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诸处行使，有害钞法，诏：寄附钱，会子辄出新城外行用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以会子所会钱赏之。"作者认为这段重要的经济史料，因用法律禁约的形式，记入刑法类，而为治经济史者所难见，故往往被忽略过去。作者认为当时东京已首先出现了会子所及会子。这些会子在东京新城以内是政府允许行用的。而"诸色人"将会子带到城外甚至"诸处"使用，有损于官府钞法的利益，因而受到禁止。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这段史料被发现，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冲击。因而使会子的出现，究竟是始于南宋，还是源于北宋，有待于研究中国古代或中国货币史的学者、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蔡继福）

谁是交子的创始人?

交子这个东西，凡是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而且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然而，人人皆知之事，未必人人都悉其情。没有专门从事经济学工作的同志，通常只能从《辞海·经济分册》上得到这样的解释："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初，四川使用铁钱，体大值小，流通不便，商人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子'。性质同存款收据相近，可兑现，也可流通。后由富商十六户发行。以后交子常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政府遂禁止商人发行。"通过这样的介绍，人们只能了解关于"交子"的一些常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若明若暗。如关于交子创始人的问题，《辞海》里讲是"宋初……商人发行一种纸币"，"商人"这个概念的范围太大了。

交子既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其形式必然是比较原始的。尽管它已无实物传世，但根据有关记载，我们不难推测，它作为"天府骄子"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纸；二是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我国纸和印刷术这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据史书记载，交子最初的形式不过是印刷着红黑二色店铺和市民图案的纸片，．上面亲笔题着发行者的名称。起着"存款收据"或存款证明书的作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章第三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这里，"见"是"现"的通假字，"见钱"即"现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交子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却不仅不能像今天的存折一样可以从银行取得利息，相反，在用交子兑换现钱时，"储户"反要"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即付利息给交子铺。

对交子的形式，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对其创始人，却至今尚无定论。目前，除"商人"创设说（如《辞海》的解释）外，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说法尚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张咏创设说：张咏镇蜀时，为了补救铁钱的不便贸易而创设。这种说法的依据有二：一是《宋史·张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张咏在宋太宗、真宗时期曾两度出任益州知州（即后来的成都府）。而交子正是在此期间产生的。依据之二是《宋史·食货下三》卷首的一段话："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问题在于《宋史·张咏传》只提到张咏在"出知益州"期间，曾"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后来，虽然"真宗以咏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但文中除了真宗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的赞语外，并无一字提及"交子"之事。通篇张咏传，除了记述他调整铜铁钱兑换比值一事外，再没有任何整理铜铁钱的"治绩"。因此，张咏创设说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另一种是"铁钱不便，民间私造"说：当时，民间为了缓和铁钱"体大值小"的矛盾而私造了交子，与张咏无关。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一中的记载："（天圣元年）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这里，交子的创始人显然是"蜀民"而不是"知益州"的张咏。但"蜀民"与《辞海》中所说的"商人"一样都很笼统。具体是哪一位"蜀民"创设的，仍然不得而知。不过，"富民十六户主之"倒是许多处都提到过。乍一看，似乎大大缩小了创始人的范围。细细一想，仍然是一根海底之针。因为其一，"十六户"究竟是哪十六户?至今无人知晓；其二，即使弄清了"十六户"的名单，他们也不过是交子出现之后"主之"而已（《辞海》说的是"后由富商十六户发行"），这十六户是否同时又是创始人，是共同创设还是某一户先创设，等等，均无可靠资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