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毕昇身世之谜（第3页）

还有一种是"民间钱少私造"说：李顺作乱之后，四川停止铸铁钱，因而铁钱缺少，民间便私造交子。与前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说法认为交子的出现不是因为铁钱使用起来不方便，而是因为流通中缺少铁钱。其所凭之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中的记载："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值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照此说，交子的产生，非但不是因为铁钱"体大值小"、"不便贸易"、反而是对铁钱缺少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正如今天取得存折必须存入现钱一样，当时要得到交子也是必须付出现钱的。如果是因为铁钱太少才产生了交子，那交子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种因钱少才"私以交子为市"的说法破绽更大，它比前两种说法还要经不起推敲。何况，即使当时纸已相当普及，印刷工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购置的。

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上面引文中也提到了"知益州"的张咏，但说的却是他采取的铸铁钱的措施，只字未提创设交子之事。可见，张咏创设说确是难以成立的。

上述诸种说法，虽然没有提出公认的交子创始人，但有两点应该是可信的：一是交子产生的原因是铁钱"不便贸易"。因为上述几种说法中，除最后一种说法外，都提到了铁钱不便这一点。而且，《宋朝事实》中张若谷、薛田二人的奏疏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据有关考证，宋朝铜钱的标准重量是每贯5宋斤，而l宋斤约为今天的1．2斤。即当时的65斤相当于今天的78斤。当然"难以携持"。二是交子发明后，曾由十六户富商发行。这一点也是史书上多次提到了。如此看来，交子产生的原因、形式及后来的发行者都有定论了。剩下的难解之谜是：第一张交子究竟出自谁手?

（文大会）

钟灵堂票文有何隐喻?

1978年，我国首次发现一帧钟灵堂文物。原件长22．5厘米，宽lJ．5厘米，布质。上端票名"钟灵堂"，其上有四爪盘龙图案；中间是"凭票兑银伍两整"，右侧为"威字第六号，失票不究"，右侧为"年月日"兼有钟灵堂印章；外围右下左三边有一首排列颠倒的诗句。图文均以靛青色（木刻雕板）印刷，十分引人注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举办捐献文物展览会时称：此票是清代"同光年间南京天地会组织发行的"。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发行的实物多有隐喻暗号。钟灵堂布质文物，至今在国内尚属仅见，为天地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珍贵资料。人们在惊喜之余，对它进行探讨。钟灵堂票文究竟有何隐喻暗号?学术界颇有相左的意见。

]酰，"凭票兑银伍两整"是否货币之义，说法不一。吴筹中、金诚在1981年第12期《文物》发表《天地会"钟灵堂"伍两布币初探》一文说："钟灵堂伍两票币系以货币为凭信的实物。"主要理由如下：（1）凭票兑银伍两整是货币形式；（2）赵之谦《章安杂记》提到天地会的信物有金钱、红帖与布票；（3）天地会以金钱（泉币）作为信物的实物资料，近代已有发现。198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钱币》则主张，此票是天地会的会证。著者马定祥、马传德指出："票文中五两之用大写'伍'字，表示持有此票，某人已经入伍之意。"他们借引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会员证谓之宝，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和其他一些史料，说明应是会证而不是货币。

其次，论者们认为，"钟灵"源出"钟灵毓秀"一语，谓天地间灵秀之气，其中寓意"天地"二字。但"钟灵堂"与南京有无关系，看法不同。"堂"是天地会的基层组织，据咸丰钦差大臣李星沅奏述：天地会"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复有某字、某馆号票及带马买货名色"（《李文恭公奏议》卷十一）。吴筹中、金诚在《初探》文中赞同上海博物馆的考证，认为钟灵堂是南京地区天地会的一个山堂名称。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也说，票的编号选用"威"字，同洪太岁诗中的"军声威振南京省"有关。这些观点大体相仿："钟"字指南京的钟山。然而，王松龄的《天地会钟灵堂会证的考据》（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却提出，钟灵堂并非南京的山堂。因为在河南洛阳的关林（埋葬关羽首级的关墓），围墙上立石墓门有一座题名为"钟灵处"，而且天地会的跪拜仪式，亦崇尚《三国演义》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所以"取名'钟灵堂'，这是爱戴关公的忠义双全"。

关于钟灵堂诗句，诸家均作旋读，言其读法与《章安杂记》述及的"连环合同"相似，乃是一种洪门的秘密暗号，隐喻天地会"反清复明"举义的决心和信念。因诗文无规则排列，读法遂有多种。有的按"方、王、昂"押韵，读成：钟灵灵光光万方，三江五湖四海王，一到风云聚会日，龙盘回水气昂昂。有的旋读按"方、昂、王"或"昂、方、王"押韵。此外，王松龄《考据》文中还认为，诗文每句各藏一字，顺序是"万云龙王"。读法是：钟灵灵光光万方，一到风云聚会日，龙盘回水气昂昂，三江五湖四海王。他说，天地会拜仪式有"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山堂对外称王，对内称大哥。天地会抄本《西鲁叙事》云："万云龙即影射郑成功，陈近南即影射陈永华"。相传天地会创始人就是辅佐郑成功的陈永华，故诗句不以韵读才符合本意。

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文物工作以及货币爱好者对钟灵堂布质文物的研究，日趋重视和深入。目前，这一热门课题，正在继续热烈争论。

（潘连贵）

漳州军饷银币铸于何时?

漳州军饷银币是我国早期的自铸银元，制作简朴，正面币名"漳州军饷"，下有叠写花押文字，反面为"足纹通行"。它问世不久，就从流通领域消失。因而传世甚少，至今发现寥寥无几，弥足可珍。这一宝贵文物未铸纪年和纪重，花押文字又分两种，不易辨识。此币究竟铸于何时?历来学者的意见颇有分歧，争论不决。'

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认为，同治三至四年（1864-1865年）曾国荃、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铸造漳州军饷，花押一为曾国荃签字，一为左宗棠签字。持不同意见的论者却认为，这种说法开始是从旧军界的某些人讹传而来，不足置信。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还说，查币上花押，绝不类曾、左两人签字。

多数论者的意见认为，漳州军饷铸于道光年间。主要理由是：当时福建台湾地区铸有图案的寿星银币和如意银币，亦有"足纹银饼"或"足纹通行"字样，它们与漳州军饷不仅有共同的制作特征，而且都属于军饷币的性质。然而，对于漳州军饷铸造的具体年份，则有不同的断代，有的说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的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1855年出版的卫三畏（旧译威廉斯）《中国通商手册》记述：1844年漳州试铸过银元，"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国外的研究者多认定这种试铸银元是漳州军饷，如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说："漳州之银币，两面皆汉字，无图。……背面横书日漳州军饷。"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者也认为此说比较可靠，戴志强在1981年第10期《文物》撰文《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提到，1844．年台湾发生洪协、郭崇高反清起义，福建地方政府曾用武力镇压，《福建通志》对此事有记载。他推测"漳州军饷银饼的铸造发行可能与这次军事行动有关"，因为该币在台湾有过发现。不过上述意见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既言重量是七钱四分，减轻百分之五应重七钱，可是从漳州军饷的实物来看，标准重量是七钱二分，与卫三畏的记述不合，所以1844年试铸的银元是否漳州军饷存在疑问。

我国港台学术界大多认为漳州军饷铸于1841年。1981年台湾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著者张璜引用内地钱币专家马定祥的见解认为，"此币乃鸦片战争时期所铸军饷币（1841年）"。战时福建漳州地区所铸的漳州军饷，后来大都被英军掠往英国及其属地，过去收藏家在东南沿海不惜以重金获取的少量此币，反而是从海外流入的。同时主此论者认为，花押并非任何人签名，"盖当时通行吉利颂词之叠写"，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似与寿星、如意银币象征吉祥之义相同。这种观点方兴未艾，有待文献资料证实。

（潘连贵）

神州何处"妃子笑"?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杜牧《过华清官》

此诗意指的是唐玄宗的杨贵妃特好吃鲜荔枝、"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新唐书·杨贵妃传》）。不过，无论是史籍或是民间传说谈到贵妃所食荔枝的产地，都各执其说，莫衷一是，铸成历史上一疑案。

提到此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荔枝叹》诗中的"天宝发贡取之涪"之句，认为贵妃吃的荔枝产于涪州（重庆涪陵）。这不是没有原委的，涪陵在历史上确实盛产荔枝，《元和郡县劫、《太平寰宇记》、《图经本草》均有明确记载。与苏东坡同代的蔡襄在《荔枝谱》中谈到天宝年问杨贵妃吃的是涪州荔枝，每年命驿传传递，当时的词人对此还有许多感叹呢!南宋的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一书里谈到他看到一本《涪州图经》（已失传），记杨贵妃吃的是涪州妃子园的荔枝。吴曾还声称他到当地询问土著居民，证明这是事实。南宋《舆地纪胜》记载妃子园在涪州城西15里，当时仍有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

另外，宋元明清的二些地理志书、荔枝谱记、野史笔记等和游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有的说这个妃子园在明正德年间还有荔枝，万历年间剩下仅存的一株新砍后树桩，后来知州清咸丰年间涪州姚兰坡曾在妃子园建亭植荔以现陈迹，不久又因故而毁。今人蔺同在《涪陵文史资料选辑》著文肯定杨贵妃吃的是涪州荔枝，并记今涪陵仅有荔枝两株，但已非古树。另外，《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川中杂识》等史籍对从涪州取洋巴道和子午道到长安的贡荔古道也有记载。不过，值得犯疑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一点没谈及所贡之荔出于涪州，只是宋人才在诗文中认为所贡之荔出于涪州。再者《元和郡县志》、《新唐书》等正史也不载涪州有贡荔之事，惟载四川宜宾和广州二地。另外涪州荔枝质量不好，宋人早就称："闽浙徒以妃子得名，其实不如泸叙。"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史籍和四川宜宾的一些人都认为贵妃食荔枝是宜宾荔枝。早在晋代的《华阳国志》等史籍就载今宜宾一带早在秦汉时就盛产荔枝。《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年间宜宾土贡有荔枝煎，《新唐书'地理志》也载宜宾土贡有荔枝煎，但二书不载四川其他地方曾贡荔枝。以后，许多地理志书和野史笔记都载今宜宾一带盛产或进贡荔枝。今天，在宜宾民间流传着绿荔枝姑娘的传说，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即宜宾绿荔枝。在今宜宾县西南打鱼村仍有五株古荔，据西南农学院和中国柑橘研究所专家鉴定，树龄在千年以上，为唐代之物，故当地一些科研人员认为贵妃所食荔枝为宜宾所产。又据当地人称，在''**"前打鱼村附近还有唐代天宝年间官府颁布的保护贡荔的告示碑，"文革"中被抬走，下落不明，有关单位正在着手寻觅。

唐代今忠县和乐山也盛产荔枝。宋人张君房认为贵妃食荔枝是来自忠州，《碧鸡漫志》有称："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宋人宋景文《益部方物略记》则认为贵妃所食之荔是来自嘉州（乐山）。

四川、重庆、广东和福建在历史上是我国四大荔枝产地。特别是广东，早在汉代就曾为贡荔之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岭南广州进贡荔枝。《新唐书'新乐志》载唐玄宗游骊山，恰好是贵妃生日，命乐伎作一新曲，曲成而无名，正好广州进贡的荔枝到，新曲因名荔枝香。《杨贵妃外传》又谈到安史之乱中，贵妃在马嵬驿被赐缢死于佛堂梨树下刚断气，恰好广州进贡的荔枝到，玄宗立即派宦官高力士用它来祭奠贵妃。另外，《资治通鉴》、《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以及明人徐勃《荔枝谱》等都认为贵妃食荔来自岭南。《徐氏精笔》载唐天宝末年进士鲍御，亲眼见明皇下诏用马传递南海荔枝，作杂感诗有"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文函关"之句。《岭南荔枝谱》引录一个叫阮福的人据新旧唐书考证的结果，认为贵妃食荔"皆岭南所产无疑矣"，不可能是产自l~Jll。崔弼在《白云山志》不仅否定四川说，而且还否定了福建说。据说广东南海县还有一株唐代古荔，名妃子笑，相传为贵妃所食。不过宋代苏东坡谈到岭南荔枝有"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之诗句，言下之意岭南荔枝不曾为贵妃所取，这是令人犯疑的。

福建也是我国著名的荔枝产地，《新唐书》虽不载其有贡荔，但《灯影记》记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月十五晚，玄宗在宫殿里抛撒闽江红锦荔枝，叫宫廷的人为其拾取。这样看来，贵妃所吃的荔枝也可能是来自福建。在此以后，《禾史》独载其一地有贡荔，从宋到清福建贡荔之事的记载不绝于史籍。

如此众说，似乎涪陵、宜宾、广东三说较为人信服，但三说中相左的史料仍甚多，孰为事实，却仍是一悬案，还待征考。

（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