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任人唯贤上行下效
中国有句古训:“亲贤臣,远小人”,它告诫人们要亲近贤良之人,亲贤则自贤;要疏远小人,不然亲佞则自佞。这与唐太宗所说的“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可谓异曲同工。做为领导者应该谨记这句话,多亲近贤良、忠心的属下,远离那些挑拨离间、中饱私囊的小人,这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
贞观二十年秋,宋公萧弭当时已任特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性格狷介,而且越来越怪僻,与同僚们多有不合的地步。他曾经在皇上面前说:“房玄龄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众臣有朋党关系,不忠于国,执权胶固,而陛下并不详知,只是还没有谋反而已。”太宗皇帝当即回答道:“爱卿所言太过甚其辞了吧!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那么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去任用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求全责备,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嘛!所以必须舍弃他之所短,去发挥他之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但还不至于顿求藏否,一至于此?”
同年十二月,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房玄龄被太宗皇帝轰回宅第去赋闲了。褚遂良看不过去,便上疏说:“玄龄从举义旗开始,一直翼赞圣功。在武德末年,又冒死为陛下决策。到了贞观初年,在遴选贤良人才,协助立政等方面,要是与其他众臣相比,玄龄又是出力最勤的。除非他真的罪不容赦,否则不应该轻弃他的。陛下要是认为他衰老了,也只应当讽谕于他,让他提出致仕退养,要有礼节地让他退养。可不能因偶尔一点点小错误,就把几十年的功勋旧臣给辞退了啊!”太宗皇帝读完疏奏,马上也就悟到了处置之欠妥,立即派人去召房玄龄出朝,官得原职。而房玄龄此人一向谦让,出来上朝了几天,又找了个借口避位而回家了。
之后有一次皇上说要去行幸芙蓉园,房玄龄闻讯,马上命儿子兄弟辈去洒扫宅门庭院等,并且对他们说:“皇上的乘舆就要来了。”果然不出房玄龄之所料,不一会儿,太宗皇帝真的已来到房玄龄宅第,并用皇帝的乘舆把他接回了宫里。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日,太宗皇帝御临翠微殿,问左右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也有平定中原华夏的,但不能臣服戎狄四夷。朕要论才干还远远比不上古人,而成就的业绩却已超过了古人。朕自己说不清其中缘故,请诸公随意说说。把真情都告诉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都不能如实作答。
李世民于是说:“不对。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一般为人主者都不好正直,阴谋诛杀与公开杀戮,哪个朝代没有呢?而自朕践祚以来,正直之辈比比皆是,林立于朝上,从未有一人遭到黜贬与谴责。
二、人的品行与能力不可能兼备,而朕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
三、大多帝王都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而朕见到人家的优点与长处,却好像是自己拥有的一般。
四、自古以来,一向是贵中华而践夷狄,而只有朕爱之如一。所以各族各部落都愿来依附于朕,像子女亲近父母一般。朕之所以成功,仅在此五点而已。”
五、作为人主,往往引进贤才时恨不得置之于自己的怀里,辞退不称职时又恨不得一把将他推到沟壑之中,而朕则见到贤达就敬重,见到不肖就怜悯他们,让贤者与不肖者能各得其所。
历数这五点之后,太宗皇帝便对站在他左右的楮遂良说:“我公曾任过史官之职,像朕刚才所说的是实情吧?”褚遂良回答说:“陛下之盛德不可胜载,而能做到这五点,乃是陛下谦而又谦之志向的表露啊!”此肺腑之言正表明了实事。
唐太宗对贤达敬重有加,见其之善,若己有之,如对房玄龄等贞观重臣就是如此;而对于不尚则怜悯他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萧璃的态度。唐太宗对待贤达与不肖的态度如此泾渭分明,本身就说明了唐太宗本人也一定是一位“贤达”之君。正是在他这种圣明的作为之下,贤士盈廷,而不肖之徒望风遁形,唐朝终于走向了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