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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民为本 心存百姓（第1页）

1、以民为本心存百姓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得失成败，乃至国之兴亡，在此一大一小放握之间。李世民深知这一点，他提出以民为本，静为大的治国纲略，并切实地加以推行，可谓是仁君爱人的充分体现，更是智君治国的现实素质。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但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落实力行，却是寥寥无几。他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取决于百姓的生活状况，这可以说是开明的君道观了。他的一句名言云：“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以“抚民以静为大”的治国方略，往前大大地发展了一步。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即人离不开衣食，因而就要搞农业。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诚然，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然而，隋末统治却践踏了农本思想；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虽然他没有上升到上层建筑要以物质为基础的理论高度，但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以经济上不夺农时；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而对于农业和珠宝相比，他更重视农业。

当然，唐太宗的农本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两者比较而言，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休息，得相存养。”

唐太宗及其臣僚还多次用养病来比喻以强调休养生息的作用时，。贞观五年十二月，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的确，对于经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国家，犹如久病初愈的人，只有悉心护养，才能兴盛起来。贞观六年正月，魏征也生动地讲过：“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又安，未甚充实。”上述比喻把休养生息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足见静为农本在唐太宗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有所赐。”诸如此类，尽管有溢美之辞，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惟以安养为虑”，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舍此别无其他办法。

唐太宗不愧是一位穿越古今的名君，他登高望远，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却不能否认地造福了百姓，发展了农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可以说，从古到今，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在以人为本思想尤为重要的今天，更要时时处处为人着想，这样才能不断地为企业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