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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私分明 刚柔并济（第1页）

6、公私分明刚柔并济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人知耻格”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俗尚贞修”则是官风淳朴的事实反映。

贞观三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唐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魏征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唐太宗听了，“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那个贪官只得“默然流涕而去。”

执法而徇私情，法律就会失去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魏征说得好：如果“徇私情”、“背公道”，“将求至理，不可得也。”显然，唐初吏治廉平，是跟执法不徇私情分不开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告诫，不要干出既损百姓又损自己的徇私贪污坏事。为了严肃法纪，对重大的贪污犯均处死刑，并在行刑时，诏令各地来京朝见的官员观刑，以惩后任。用如此“重法”严惩贪浊犯赃者，其结果则是“官吏多自清谨”。惩办贪官，不徇私情。吏治要清平，还必须惩办贪官，执法严格。

在唐太宗的告诫和倡导下，唐初涌现一批“弹治不避权贵”的司法官，其中薛仁方就是佼佼者。

时贞观七年，他当时任刑部下属官吏“都官郎中”，按司法权限，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案件。唐太宗的儿子蜀王恪有个妃子，妃子的父亲名叫杨誉。此人在京城里，依仗**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某天，他依法把杨誉拘留审问。谁知杨誉的儿子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就在殿廷上诉苦：五品以上的大官如果不是犯反叛罪，就不得拘留。甚至反咬一口，说“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要打仁方一百记屁股，并给以撤职处分。魏征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陡防”。魏征晓以利弊得失，唐太宗深感“响者不思”，承认自己考虑欠周，取消了撤职的原议。唐太宗虽是一代明君，但终究也是凡人，难以做的公私分明。难得的是他能广听明鉴，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做到公正执法。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颁行的《唐律》，根据他的“按举不法，震肃杖豪”的意志，制订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显例。由于严以执法，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制定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就要依法办事，照章办理。否则，法和章起不到他应有的效果。一个企业无论多大，都要有健全的制度，并且按制度办事，不徇私情，这样才能管理好，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乱成一团，又和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