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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要有一双顺风耳（第1页）

2、领导要有一双“顺风耳”

李世民深自戒惧隋炀帝的惨痛教训，认识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至理，因而倡谏诤之风，发挥“民智”，激活了贞观朝政，进而改变了“人民疲敝”的萧条状况，奠定了唐朝盛世的基石。同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就是要有一双“顺风耳”，广开言路，从而更加有效解决问题。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不仅懂得这一点，而且在处理朝政中，他也时刻注意这一点。可以说，他的从谏如流、兼听纳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

唐太宗曾经和大臣讨论如何作一个明君的问题，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认为明君的明智之处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昏庸的君主昏暗在于偏听偏信的结果。因此，国君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宠臣所蒙蔽，下情才可以上达。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意见，决心做一个兼听纳下的明君。

唐太宗明白，守天下比得天下更难，故此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要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同时他还认为，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只有信任臣下，发挥集体的才智，才能保证不出现失误。他对侍臣说过这样的话：“隋炀帝不肯信任臣下，每一事都要自己决断，结果搞出了不少弊端。天下之大，事物之广，一个人如何能独断得了呢?”太宗还从日常事例中体验到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因而，他下令要求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到宫中值班，和他谈论政事，以便询访外间之事，尤其是有关百姓利害的大事。

太宗不仅自己注意纳谏，他还要求执政的宰相们也要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宰相掌握中枢决策之权，他们能否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能否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对保证军国大事决策的正确与否十分重要。同时宰相又是皇帝的主要助手，他们经常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谏诤的机会应该最多，如果宰相本人不具备接纳下级意见的素质，必然也不能对皇帝尽到谏诤的责任。正如太宗所说的“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太宗对宰相要求严一点，目的在于培养他们乐于受谏的作风，使朝廷上下都能形成谏诤的风气。

唐太宗汲取了隋炀帝拒绝臣下谏诤，从而导致国**亡的教训，时时注意纳谏，不以势压人，他多次强调：“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承认皇帝并不是一贯正确，鼓励臣下踊跃谏诤。他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兼听”，因为只有“兼听”才“明”，兼听才能使自己少犯或避免犯错误。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谏诤之风的兴起。它使唐太宗得以兼听天下之言，择其善而行，使其失误减到了最低程度，保证了其革新举措的顺利实施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唐太宗的这一成功之道，当为今鉴。

除了虚心求谏外，李世民还对上谏之人加以表彰和奖励，以激励人们上谏的积极性。贞观六年（公元632），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同时上封事——也即将奏疏封于锦袋或纸袋，以便保密——由于他们上书的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非常高兴，竟专门为此大设酒宴，以示得谏之喜。

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觑，当时唐廷机构尚未精简，官吏未曾裁员，滥竽充数者尚多。看到别人上封事受到了奖赏，于是，群臣也纷纷上封事，惟恐落后。然而有些人根本拿不出什么意见。其中，大臣裴矩就是个例子。裴矩在隋朝时是一个无所谏诤只知悦媚取容的佞臣，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入仕唐以后他却一改旧态。在贞观之初，当李世民大力整肃吏治，查办贪官污吏，为了试探官员是否廉洁，他使人暗中行贿，果然有人上当，受贿财物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李世民下令斩首。裴矩据理反对，说：“此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重诛。但是陛下以财物试之，是陷人之罪，即行极法，恐怕不合劝导德化遵循礼仪之义。”李世民想了一想，觉得此话有理，对百官说：“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总顺着杨广的意思说话，人我朝遂能直言，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由此杜绝了以诱饵假像暗中考察官中的方法。

李世民不仅这样宽容规谏者，还常写信给规谏的大臣，表扬他们的行为。

太常卿韦挺常上疏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就曾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晋国发生蒲城之役，晋文公有被勃辊剑斩衣袖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而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勃靼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在信中又说：“你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近来没听到旁人指正朕的过失，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朕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李世民也给李大亮、魏征写信，鼓励他们坚持诤谏，本书中还曾谈到有一次他还寄给李大亮《汉纪》让他研读。此外，李世民常以物质来奖励谏诤之臣，有的奖给佩刀，有的奖给金碗、布帛等。正如本书中也已谈到的，还有一次，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教得失，太宗特意赏赐给他一剂钟乳药，对他说：“您进献的良言像一剂药，正中时弊，所以朕以药石相报。”

到了贞观中期，经济完全恢复了，政治形势也渐趋复杂，很多大臣也不能想以前那样积极进谏，李世民马上体会到这一变化，他问魏征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但却不敢说；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说。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听后颇有感触，他认真地对魏征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综观贞观一朝，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虽没有完全做到慎始慎终地求谏，但比起历代皇帝，却可以说在纳谏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