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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于倾听 勿妄下定论（第1页）

3、善于倾听勿妄下定论

由于李世民对待谏诤的态度诚恳，甚至从言行举止上以予进谏者积极的配合，并极力提倡和奖励谏诤，所以贞观时期颇有面诉廷争、犯颜直谏的事。甚至君臣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至于李世民终于忍不住而发脾气的事，也屡见不鲜。

天下是皇上的，封建皇帝的话永远是对的，皇帝的旨意永远是英明的。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在这种体制下，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就是因为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英明圣断”，自己的“金口玉言”，刚愎自用，不肯听取臣子的建议，甚至不允许臣子提出不同看法，以致朝政败坏，天下大乱。这是统治阶级最担心的，鉴于此，进谏和纳谏政策应运而生。

进谏与纳谏作为君主专制政权的补充手段，是统治阶级认识到独裁专断的危险性以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产生了。是否善于纳谏则成为鉴别君主贤明与否的一个标志封建社会人们心目中的英主应该是能够虚心听取大臣的建议去治理天下的帝王。李世民在这方面可以说，有过而无不及。

唐朝的贞观时代，进谏蔚然成风，李世民热切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并“恐人不言，常导之使谏”即听到好的意见，欣然采纳，并对进谏者赏以财帛。从而使满朝文武、后宫内贤、地方小官，人人都敢于向皇上提出逆耳忠言，展开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君臣一向将“以隋亡为鉴”隋炀帝杨广骄矜自负，以为尧、舜皆不及自己，自负英明睿智，从不肯听取大臣们的建议，更不允许相反的意见存在，曾亲口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萧踽、董纯皆因谏诤或被贬官或被处死，因而在大业朝，臣下都三缄其口，任凭炀帝自作主张，谁也不敢谏诤，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致使隋朝灭亡，炀帝自取其祸，身遭诛戮。李世民认识到不能纳谏是致使大业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认识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因而极其重视并尊重臣子的建议。为了表示他对进谏的重视，做到兼听广纳、广开言路，他提高谏官的地位，下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代中书、门下两省官员都有进谏的职责，而专门从事进谏的则是谏官。中书、门下两省谏官有散骑常侍和谏议大夫、补阙、拾遗，都是左右分置，左署门下，右署中书。因贞观时期尚无补阙、拾遗之职，而散骑常侍，中书门下正三品，谓之侍散，宰相侍列，但侍奉多于规谏。真正的谏职是谏议大夫，定员四人，秩正五品上。李世民极其重视谏官的人选，将那些敢于直谏的大臣安排在这个重要位置上，进而提拔至显职，委以重任。因而，在贞观时期出了不少干预直谏的人才。

有一次李世民罢朝回至后宫，闷坐无言，想着心事。越思越想，越是气愤，脱口忿忿道：“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便问为何动怒，李世民说：“魏徵总是在朝廷当众辱我。”此处李世民所说的“辱”，当然不是魏徵胆大妄为，敢于羞辱李世民，乃是因为敢于直谏，经常犯龙颜，逆龙鳞，甚至在李世民面前坚持他的意见，使李世民下不了台。然而忿言仅此是忿言而已，作为“真龙天子”的李世民，在气愤之余就认为魏徵乃国家社稷栋梁，是万万杀不得的。而长孙皇后的智慧，在于她不动声色，穿上朝服立于阶前，向李世民拜贺。李世民问其原因，她说：“妾常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之直，正是由于陛下之明，妾怎敢不贺陛下。”李世民听后，转怒为喜。

李世民善于纳谏，多方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从而走上正确的轨道。比如贞观元年提出并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一年的分封之事，李世民就是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加以总结得出结论。贞观元年，李世民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璃向李世民提出分封制，大封同姓诸侯，以辅朝廷，李世民初甚然之，始议封建。魏徵则提出不可：“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李百药指出：“封君列国，籍其门资，亡其先业之艰难”，“易世之后，将骄**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李世民闻言，左右摇摆，既深明分封之弊，又深惧于不分封而享国长久之事史无先例，所以不能决定，于是想了个折衷之策，于贞观十一年实行世袭刺史制，封二十一臣，功臣十四人为世袭刺史，子孙承袭封爵，实质仍是诸侯分封制。此诏一下，又有更多大臣如于志宁、马周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上书谏诤，就连被分封的功臣长孙无忌等人也不愿受封职，上表反对。在大臣们的谏诤下，李世民终于下诏“停世封刺史”。这个决定对于李世民来说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但他最终还是能够接受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并不一意孤行。历史证明，不分封是正确的，也正是在不分封的唐朝，封建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在政事上，李世民虚心纳谏，在一些涉及皇帝自身行为的私事上，李世民也能积极听取大臣的谏诤，对指正自己行为的大臣相当礼遇。李世民是军旅出身，少喜弓马之技，自从做了皇帝以后，位居九重，尊崇无上，既不能如从前那样去冲锋陷阵，与敌人白刃相见，也不能轻易领兵出征，骑马纵横，因此难免技痒，于是就把兴趣转移到了游猎上，经常带着车仗随从，骑马射箭，或出郊打猎。然而由于君臣有约在先，为使君王勤勉于政。贞观元年，孙伏伽谏道：“陛下贵为天子，身居九门，行则须谨慎言行。这并不是为了一人之尊严，实因陛下安危荣辱，事关国家社稷之安危，不得不尔。陛下好与近臣一起骑马射箭娱乐，这是少年为王的行径，非今日身为天子的事业，既不能安养圣体，又不能楷模后世，臣窃以为，陛下的行为很有不对之处。”李世民自此以后虽偶有游猎，但在宫禁之中骑马射箭之事便强忍着性子不再去干了。他嘉纳孙伏伽之言，以之为谏议大夫。

李世民是唐代第一明主，在接受臣子意见方面是唐朝历代帝王甚至唐后的历朝皇帝都未能及的，他作为虚怀纳谏的封建帝王之典型，时常见于历代文人笔记之中。可见，他为自己创造的这个形象是接近于“完美”的。他在逝世以前，曾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做过较为客观较为公允的总结道：“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