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曰:“民为邦本”,治国必先安民,为官要体恤民情。李世民很是明白这个道理,曾说过:“朕新即位,得太上授以天命,于此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之时,当静以抚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愚不可及也。故治国先安民,朕今颁令,必须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天下大治。”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作为人类社会的领导者,是否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则是社会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邦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利用民心的人。
刘邦能高瞻远瞩,看清社会潮流,民心所向,识大局,懂大理,顺应民心,敢于前进。他深刻了解几百年的诸侯战争,特别是“苦秦苛法”给人们带来的沉痛灾难,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懂得“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便毅然加入了“诛暴秦,伐无道”的农民起义的行列。特别进驻咸阳后,并不贪图享受,而是“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招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刘邦的这些措施,不但深得人民拥护,由于秦官吏都能“案堵如故”,故而也得到旧官吏的拥护,因为不论是官是民,其心理都得到适当的平衡,而且不是强权压制所为,故“秦人大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并“争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这一用人策略,一下子就调动了绝大多数秦人官与民的积极性,化阻力为助力,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项羽、秦始皇的政策完全相反。正如英国学家汤因比先生所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的刘邦,把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强权政治的心理要求,刘邦恰是平衡人们这一心理的楷模。
古人说:“防盗贼易,防家贼难;防外贼易,防心贼难。”所谓的“心贼”,就是指人的心中欲望。这种欲望会伴随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膨胀。在这种心欲得驱使下治国是很难成功的。如果要治理好天下,必须首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斜的事,也没有上治而下乱的道理。
李世民曾对大臣们说过:“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像用刀割自己屁股上的肉,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肚子吃饱了,人也完蛋了。我每次思考那割股充饥的人,不是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自己内心欲望太强,野心太大,才招致灾祸。”
魏征接着说道:“古代那些圣哲的帝王,都是因为能充分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能回避身外之物的**。以前,楚国聘用詹何,向他请求什么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詹何说是修养身心的技巧。楚庄王又问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詹何却说:‘我没有听说身心修养好的国王却把国家治理得很乱。’陛下所说明的,实际上和古人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像人的耳朵喜欢听悦耳的声音,人的舌头喜欢品尝香甜美味,人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活动。但这些本能控制不好,也许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祸害人间。特别是那些对人财物具有支配权的经营者,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占有他人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的边沿。
有这样一个人禹作敏,是一个十足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十分精明的人,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然而,自从他把大邱庄人民领上了致富路,就一心想当“土皇帝”,结局十分可悲。他之所以栽跟头,就是“皇帝梦”,老在禹作敏的思想中作怪。什么都要他说了算,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结果闹出了人命案。他的聪明一世,却这样糊涂一时。而他这样悲惨结局的根源,就是没有把群众作为创业之本,没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
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子者为诸侯,得诸侯者为大夫。孟夫子的确是圣人,把管理和在企业为管理者的诀窍提炼得简约之极,其中关键便在得字。一个人无论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万事民为先。只有这样才能在稳定中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