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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纳四海英豪成就千秋霸业（第1页）

第一章广纳四海英豪，成就千秋霸业

一个经营者要有和古董商一样的鉴赏眼光，他必须对任何事物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要不断地进取，才能够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宋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喊的口号是：“广积粮，高筑墙”。在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不仅“广积粮，高筑墙”，更是做到了韬光隐晦。在大肆招兵买马的同时，还注重招揽天下各路英豪，真正做到了“天下英才，尽收吾舍中矣”！

招揽人才成就伟业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凡成就一翻伟业者，无不把自己工作的重重之重放在吸引人才上。如今，社会上也仍有许多“慷慨”之人，用金钱结交一些能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的人，结果事业真的就一帆风顺，为后来成就非凡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慷慨当然是一种有目的的慷慨，虽然未必是他的本性，但这种以慷慨来结交人才的做法，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李世民在协助李渊打天下的时候就很注意广纳贤才，想尽了各种办法将各色人才招揽在自己身边，对李氏的逐步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唐初名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李渊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手高僧博徒，监门斯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当时，一些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阶级，认识到了隋朝的灭亡的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自己的依托和靠山。李渊父子则是最佳人选。

如右勋卫长顺德，右勋侍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亦亡命在太原”，他与世民原有矛盾，而世民对他却“加意待之”。又如刘文静又见世民“而异之，深自结讷”，并对裴寂说：“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又如晋阳长姜蓍，他评价李渊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才”，“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于是，“深自结纳”，投靠了李渊。

相对于当时有勇有才，颇具影响力的人纷纷都投靠了李氏父子。于是，在他们父子周围便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成为晋阳起兵的基本队伍。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就是李渊虽然身为太原留守，握有重兵，但要密谋起兵，手中还必须有一支私自指挥的军队，才能在发动兵变后牢固地控制住太原及其西北地区。于是，扩充兵力就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公开招募军队目标太大，弄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

为此，李渊派李世民去和刘文静共商大计。经过策划，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结果消息传出后，“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反隋情绪，并达到结集队伍的目的，这事发生在大业十三年之初。

二月，马邑、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据郡反隋，自称天子，国号“定扬”，并引突厥率兵南攻楼烦，进占汾阳宫，还将进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对其父说：“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

于是，李渊便以讨伐刘武周为辞，召集将佐商议。并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臌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面对如此情况，王威等人则说：“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提出了“先当集兵”的要求。于是李渊就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近万人”。

李渊接着又调整了军队的部署，各种大权，均由李渊和李世民亲自掌握。这支队伍便成为由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的军队，并成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之后，李渊派遣使者到河东和长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等急赴太原。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经过李氏父子多年苦心积虑地精心策划和准备，他们周围人才济济，当自身力量已够强大时，所谓的“最后一搏”，其胜负自在意料之中。

在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才，利用人才。一个人的才干再高，也是有限的，而且大多还是某一方面的偏才。而将众才为我所用，将许多偏才融合为一体，就能组成无所不能的全才，发挥出无限巨大的力量。

常言道：人多智慧广。惟有利用众人的智慧，始能发挥这种人类的伟大力量。毕竟人类是不能单独生存下去的，而一个人独居无友，也不会有什么发展进步。所以，只有汇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全体才能进步发展，人人也才能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企业也是一样，充分利用公司里的众智，才得以发展，使全体员工把所有的智慧，集中在经营上，才能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才能使企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合理用人吸引人才

善于发现和引进人才是领导者用人的重要前提，只有把大量的有用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为自己所用，才能在需要用人的时候得心应手。注意发现和引进人才，特别是引进的方法，才能吸引到治世之才。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所作所为也成为后来影响中国历史一千多年选拔人才的开始。

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至汉武帝时，又制定了辟举制度，高级官员可将自己的僚属向朝廷推荐。至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征“中正”，中正根据才德将郡内人才分为九等，以供朝廷选用，以后这个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

到了隋文帝杨坚，才改行为科举制；后炀帝杨广，又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应试者先由州郡考试及格，而后贡之于朝，称为“乡贡”。乡贡之士再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优秀者为“进士”；至武德四年，李渊下诏命诸州儒士至所在县初试，取优等至州参加复试，由各州长官评判，取优秀人才随贡物一起人京，唐代的科举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但真正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是在李世民即位以后的贞观年间。

即位之初，李世民任用了一批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员，这些人大都是在统一战争和玄武门之变中立过功勋的人。但是，当政治走上正轨以后，这些人已不能满足唐王朝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加强对广大人民思想麻醉的需要。而建立一个稳固的唐王朝，就需要具有各方面才能和各个地区，比如山东地主阶级的广泛人才来辅佐帝王，治理百姓，于是李世民进一步扩大并完善了科举制。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可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常见的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贞观年间开设了前四科。秀才，此科为最高科目，并且也最难考，录用的人数最少，整个隋代不过录取了十人，武德、贞观时人数有所增加。秀才科考试的内容是“试方略策五道”。对于这一科，李世民也较为重视。

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最受重视的科目，始于大业年间，盛于贞观年间。由于时风使然，在贞观朝，拥有进士资格体现着学问的高低。因而即使是做了宰相的人，若不是进士出身，也要引为终生遗憾。进士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时务策就是策问，由考试部门出题，问以治国、安边等政治问题，这是应试者能否合格的关键。这种考试内容是到贞观八年被完全确定下来。

明经科难度则比进士科要小。从录取人数上看，明经科每年约取一百余人，进士科却只取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由于进士科考试难度大，录取人数少，因此进士及第要比明经出身备受重视，在仕途上的际遇也因此会比明经要好得多。进士出身的人，十之六七都能位列显官，十之二三可以进位卿相。进士科考试还是较公平的，特别是在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主正臣良，完全以才干取士，为唐王朝挖掘到很多栋梁之才。

当时的人并不如何重视明经和明法两科。这两科考试内容的侧重点在贴文上，贴文通过以后，再进行策问，问题也比较简单。明经科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名目。先考试贴经，考察考生对经义的记诵，然后口试经典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条，按成绩列甲乙丙丁四等。明法则考试应试者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制科，由皇帝下诏并亲自主持考试。通常在御前进行，所以又叫殿试。制科始于贞观元年，科目不一定，唐代制科达六十余个，但最重要的科目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允许布衣和官吏一起应试，没有限制，考在优等者可以获得品级较高的官职，次者可以授予出身。制举是朝廷网络人才的一种办法。不过这种考试并不定期，录取人数也较少，贞观年间仅举行过四次。

贞观时期，由于李世民的改革，科举制度更为完备和制度化，对于唐代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贞观时期所开创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并成为后世的楷模。科举制度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巩固和加强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科举取士为唐王朝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唐代及第进士共六千余人。由于他们出身民间，所以对于民情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和一定的同情心。这就使统治者在某种形式上与下层人民贴近了一些，对唐朝的政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制定合理的制度，吸纳优秀的人才，唐朝由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

就企业而论领导者，有没有先见之明是影响全局的关键。领导者要是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他必须认清时代的方向，预知环境的变迁，并想好相应的对策。他对未来的判断正确与否，牵涉到很多人的幸福与不幸，为了使国泰民安、事业有所发展，超越时代是领导者必备的条件。

招贤纳士树立口碑

李世民为什么可以取得成功？为什么能够在唐初统一战争中作出那么重大的贡献呢?其实，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离开赖以发挥其才能的历史舞台。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本领再大的英雄人物，也无法演出壮丽威武的历史活剧。俗话说，一个篱笆十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只有树立招贤纳士的口碑，才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对于个人而讲，口碑就是人缘，就是运气，是一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帮手”。对于个人或企业来说，良好的口碑有时比金钱利益更重要，对于领导者来讲，口碑就是在下属心目中的威望和威信，有时它比权力还起作用。

时势造英雄。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人物，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隋末，群雄竞起，人民无不向往和谐安定的生活，这种民意呼声，可谓比比皆是。在北方，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曾经在推翻隋王朝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开始的时候，农民群众奋起抗击，出生入死，英勇战斗。但是，随着国内统一战争的进展，绝大多数人希望结束无休止的战乱，过上安定的生活。

武德四年五月，范愿、高雅贤等拥戴刘黑闼起兵前，曾建议窦建德故将刘雅起兵。刘雅直言谢绝，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这朴实而爽朗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关心小农经济的物质利益，盼望改变长期的离乱生活。

在江淮地区，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起义军，威振南方，“薄赋敛，除殉葬法”，打击贪官污吏，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随着唐初全国的逐渐统一，大多数民众也同样希望社会安宁，不愿意再有战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