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三章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第2页）

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入春宫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谙熟公文，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做了十五年的宰相。曾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仅是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心声，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个现代化的公司、企业里，也肯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人才与贤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如何让这些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资本，如何让这些人才脱颖而出为我所用？李世民，这位1000多年前的明君已经作出了榜样，那就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不拘一格。

任才用贤上行下效

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这是《天下无贼》里的经典台词，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这是作为企业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让我们看看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做的？看完之后，想必会如醍醐灌顶！

知人难，推举贤才尤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其未成才之时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者少，知者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有贤才者锋芒毕露，才华超人，则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凡此种种，都是荐贤的难题。然而在贞观一朝，不但李世民求贤若渴，而且在他的奖励和带动下，手下的群臣也纷纷举荐治国贤才，使大唐人才济济。

高士廉是李世民的丈叔。十三岁的少年卢庄道被父亲带到高士廉家中拜访。这时，刚好有人进献书籍给高士廉，庄道偷偷看了这些书。之后，庄道告诉高士廉说其中一篇文章是自己所作，高士廉非常惊奇，他不相信地说：“一个年轻书生怎么可以这样轻浮!”卢庄道见状，要求自己背诵那篇文章，果然流利通畅。又请求倒着背诵，仍然流利通畅。高士廉更加惊奇，就与庄道交谈了很长时间，庄道最后感激地说：“这篇文章实际不是庄道所作，只是刚才偷着记下来罢了。”高士廉又取来其他文章检查庄道，庄道看一遍就能背，并且呈上自己写的文章。高士廉把这些都讲给李世民听。

李世民于是召见卢庄道，让他参加策试，中了第十六名，因卢庄道年纪小，李世民任命他为河地县尉。任满之后，卢庄道又参加了李世民命题的科举考试，中一等。李世民召见了卢庄道，让他当长安尉。

有一次，李世民组织官员审察记录囚犯的罪状，有关部门认为卢庄道很小，便想不推卢庄道而用其他县尉替他，卢庄道不答应。处在少年期的卢庄道虽然喜欢玩，但为了前途，他不愿错失这个机会。第二天李世民召见囚犯、，只见卢庄道引领慢慢前行的囚犯进入大厅，为李世民评议每个囚犯罪行的轻重和关押时间的长短。李世民问什么，卢庄道就答什么，清楚得让人吃惊。李世民惊讶极了，当天就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由卢庄道的任用，不难看出李世民手下诸臣忠于职责，不妒奇才为政之风，还可看出李世民本人任人惟才、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以举荐卢庄道的贞观重臣高士廉为例，就不仅有知人之明，还有荐贤之量，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李世民对臣子所推之才不迷信，必定经过层层考试来确定他的才学，从而保证了官员人人皆贤才而非庸才的用人标准，这样的用人之法，自然能使大唐得到无数人才。

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任才能够真正不拘一格。他不论人外表长相，不论年老年少，皆取其才而用之。

李义府是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当初，安抚史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联名举荐他，李世民在内殿召见，考查李义府，让他以乌鸦为题做诗，李义府很快就做了出来：“日里迎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

上林是种植花草树木、供养禽兽以让皇帝打猎娱乐的苑圃。李义府在这里以此为喻，说明自己想入朝为官而不能的愿望。李世民听了之后非常赞赏地说：“朕把整株树都给你用，岂止一枝。”于是破格提拔李义府为监察御史。

贞观初年，李世民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并询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

张玄素不卑不亢地说：“臣看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死丧祸乱那样厉害的。难道不是它的君主暴虐，它的法律无比混乱的原因吗?假使君主在上虚心接受意见，臣子在下矫正过失，何至于如此呢?况且万乘之君，要使想自己独断所有国家事务，一天决断十件事，就会有五条出偏差，何况万事呢?日以继月，以至成年，错误就会很多，凭什么不灭亡呢?陛下如果借鉴隋亡，一天比一天谨慎，尧舜治世之道，就近在眼前了。”李世民对此话深感赞赏，便提拔张玄素当了侍御史。

李世民曾任温彦博为吏部侍郎，主管官员的考试，当时有个考生没有考上，他叫裴略，揭榜后，落第的裴略对温彦博说：“我愿意为你做几篇赞，算是自我解嘲吧。”

温彦博便让他嘲讽厅前的一丛竹子，裴略说：“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温彦博又让他以屏风为嘲，裴略说：“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

裴略所做诗的意思即是：竹子冬天不愿意凋谢，夏天也不怕热，肚量狭小，容不下天下的贤士，外表长点枝叉又有什么用呢?屏风高八九尺，长六七步，高高地在厅室上坐着，挡着多少贤士的路啊!温颜博听完说：“这好像是在中伤我啊!”裴略却说：“我既然这样说，何止是伤你。”温彦博惭愧之余，又觉得裴略才思敏捷，于是上报李世民让他做了官。

在整个贞观一朝中，李世民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人才的出现。而对于天下才子来说，他们碰到李世民，也无疑碰到了一个善于识别优劣真伪的伯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

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平庸之辈相形见绌？这是作为企业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为当代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答案：在任才用贤的问题上，惟有上行下效！

治军之道严肃活泼

军队的生存之本在于钢铁一般的纪律。但是，任何纪律过于严肃，都不利于人员的发挥和发展，最终反而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怎样在严肃和活泼之间找出很好的平衡点，是每个管理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看了下面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到军营视察工作，一时兴起，便披甲上阵，亲自指挥其士兵来。由于皇上驾到，士兵情绪激动，东张西望，走起路来，反倒队列不整，松松跨跨。

对于这样现象，李世民非常生气，当即把大将军张士贵叫到面前，厉声训斥了一顿，并命令张士贵用军棍把中郎将各打数十大棍。张士贵心想：每人各打几十大棍，不打个半死，也得打个皮开肉绽。只好手下留情，高举轻打。

李世民一看，心里的火气更大了，当即要撤职查办张士贵。站在一旁的魏征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他说：“将军的职能，本是充当国家的卫士，保家卫国，带兵打仗。而陛下却让他手持军棍，惩罚将士，这种作法本来已经违犯军法，不成体统，现在又以他打人打得不够狠，要以军法查办大将军，这种作法能让人心悦诚服吗?”李世民一看魏征有点急，马上收回了命令赦免各位将士。

出身于军人世家，李世民少年之时就率兵打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应该说，富有领兵打仗的经验，精通队列训练的技巧，没想到在众人面前出丑，惹出笑话，就想在别人身上撒气，这既不通情理，又不合法理，魏征当然是不依不饶，据理力争。而李世民此时也显示出他胸怀坦**、知错就改的君子风度，收回了成命，化解了矛盾，同时提高了他的军事威望。

军法如山，执法必严，如果过于苛求，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李世民管理军队，一向要求严格，不徇私情。一旦情绪失控，做事出格，他又会知错就改，虚心接受别人的规劝，及时弥补自己的过失。把坏事变成好事。宽严相济，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不偏不倚，灵活动用，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企业管理、商业管理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的管理手段，但这决不意味着企业管理的非人性化和无情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时代，人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自动化的肉体机器。

到了20世纪初，劳动者又被看成是“经济人”，唯利是图，追逐金钱、金钱万能被说成是人的本性，人们为金钱而生活、而工作、而奋斗，金钱充斥了人的大脑，复杂多元的人际关系，被简化成一元的、单纯的金钱关系。发明货币的人们，如今却成为金钱的奴隶。

如今，劳动者被看成了社会人，金钱只是他们追逐幸福、追求美好生活、缔造高尚人伦的一种手段。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把单纯的经济人改变成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社会人，再用无情无义、呆板教条的法律法规去约束人，管理人，就更需要宽严相济、灵活管理的办案技巧，这正是所谓的“法律无情人有情，宽严相济总适宜。”

伴随着新伦理主义的兴起，干巴巴、冷冰冰的法律也开始人性化。过去对犯人不讲人权，现在对所有人都讲人权；过去对死刑犯不讲人道，现在对死刑犯也要讲人道。一方面要减少死刑，废除死刑，另一方面要对死刑犯进行人道的呵护，要减少他们的痛苦．改进执行死刑的方法。注射死刑在中国开始进行实验，肖像权保护范围的扩大，无罪推理及沉默权的实施，使许多中国人感受到做人的权利，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由“罪犯”到“犯罪嫌疑人”，由“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到“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是法律形式上的进步，也是现代文明的结果。

军中无戏言，法律非儿戏。但是，宽严相济，灵活运用，却是对人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创新性结合，则是管理用人的发展趋势。

成就大业教育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