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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第3页）

作为封建政治家中一代英杰，李世民对于问题的的认识宏阔和高远，使其同类自难以身相比。李世民以其长远的战略目光，看到了教育对于其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

李世民曾后悔过年少时没有多读书，更以其远大的目光看到了读书育人对一个人发展的重大作用。

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做人非常需要学问。朕过去因为群雄未平，天下未定，东征西讨，要亲自率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近来四海安宁，身居殿堂，处理政务，自己不能拿着书读，就让人念给我听。君臣之道、父子之道、政治教化之道等，都在书中。古人说：‘不学习，就如面壁而站，遇到大事就无所适从。’这不是空话，回想起幼小时做的事，感觉很不对。”

早在武德时期，李渊就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时天下还未平定，李渊就着手兴办教育，足以说明李唐政权的远见卓识。然而由于李渊执政时期条件的种种限制，真正能够大力兴办学校，使官办学校达到自汉开办官学以来的高峰时期，还是在李世民执政时期实现的。

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始终求士若渴，但他也明白优秀的士子与国家教育密不可分，于是又兴办教育，舍得投资，舍得在教育问题上花心力。在选才任官上，李世民基本上遵循了三个步骤来走，即学校、科举和铨选。所以在唐代，科举考试对国家人才选用极为重要，它对学校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影响也极为深刻。

贞观时期国学之盛，前所未有，官学在国子监的管理之下分设“六学”，唐代学校教育在贞观中期即达到了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程度。李世民重视学校教育，不是一时兴起，而完全全是出于加强其政治统治需要的自觉行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因而可知，李世民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统领万民，达到天下太平。

在学校制度方面，李世民要求臣下制定各种制度，如教师和学生的名额、招生对象、教育内容、考试方法、学校纪律等。这样完备的制度无疑对发展教育水平有极大的促进。

在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计划的安排上，李世民让臣子制定了周密的规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学内容都是按科举取士的内容要求安排的，在学校内主要学经学。当时经学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此外《孝经》、《论语》也是必读课程。经学的学制分别为：《孝经》、《论语》一年，小经一年半，中经二年，大经三年。

在国学中上学的学生，等级门弟限制很严，一般按学生的出身、父辈官品的高低等来规定所上的学校和所学的内容。另外，学校所收的学生也有人数的限制，如律学学生规定为五十人，算学学生为三十人等。

当时，政府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博士、助教不仅要精通九经，还需兼通《孝经》、《论语》，并能依照章节讲解清晰。国学中教师也有严格的规定，在校教师分为博士、助教、直讲等名称，他们都有明确的职责。除此之外，对教师的德行、仪形、文辞都有具体的要求。

学校规定每旬给一天假期，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学校对那些打架骂人、酗酒懒散等学生一律退归。学生旬有旬考、年有年考，这些制度规定都很周密详尽，以便为提供大量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国家行政机构打下坚实的后备基础。由这些规定和制度，足可以看出李世民对教育的热衷程度有多深。

在唐代，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下设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接纳三、五、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律学、书学、算学则接纳八品以下官吏和一般地主阶级入学。因此国子监是封建贵族垄断的教育部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大学。但在当时，它却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封建王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后备人才，并使这些人才为封建专制服务，以利国家的安定。

早在还是秦王时，李世民就曾广招天下名士，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已经露出了他尊崇儒学的端倪。可以说，那时的李世民就已经意识到以武功创业以文治守成这样一种杰出的封建政治思想，进而有了尊师重教，通过尊重师长、办好教育以长治久安的想法。当时的文学之士，儒学名流，便已经有很多都来拜谒李世民，接受聘请，担任幕僚。及至即位以后，李世民通过改革国子监教育制度，令天下地方官劝学，兴办地方学校等一系列举措，使他重视儒学的形象固定了下来，令天下有才之士渐渐又有了将才学“卖与帝王家”的念头。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许多海外学子，诸如日本、高丽、新罗等地的读书人，敬仰中国文化，在儒风大行的贞观盛世来到大唐，进入国子监及一些名士门下学习。对这些闻风而来的海外留学生，李世民也欣然接纳，授以中国汉文化，为中国和世界的早期文化交流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官学的影响和带动下，贞观时期的私学也很发达。庶族和士族地位已趋于平等，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而庶族子弟要想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也只有走科举这条路。于是在官学之外，私学也日趋发达。当时也有很多名儒大师聚徒讲学，传授经学。

总之，贞观时期官学与私学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唐代科学文化的发达和昌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吸引了世界各国学子前来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艺术，使唐朝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封建文化的渊薮。这自然与李世民大力倡导密不可分。

人们往往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不能用远大的眼光去观察各种事物有些人宁肯贪图一时的便宜，而不计较未来的得失；有些人却宁肯眼前吃亏，也要保证将来能得到实利。这两种不同的决择，只有靠眼光是否远大以及思考是否周密来决定。最为领导者只有远大的目光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精兵良将精益求精

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才都有其不足之处，只有保持一颗永不满足的心，一颗向上进取的心，才能不断进步，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怎样让自己的员工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精益求精，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看了下面的故事，您是否有所启发呢！

李世民特别重视军队建设的质量，在选拔军事人才上，更是精益求精，小心谨慎。为了改善唐朝军队的装备，他多次派人去少数民族地区采购优良马种，在河西地区**繁殖，提高骑兵的装备水平。他每次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亲，都要索取大量马匹。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那样：战马对于古代军队的作用，就如同坦克对于现代军队的作用。它的优劣，常常决定战争的结局。有优良的战马，健壮的将士，再加上计谋多端的将士，就使唐朝军队无敌于天下。

隋炀帝微服出巡时，差一点被突厥骑兵虏获，于是就模仿秦始皇，在北方边疆修起了长城，劳民伤财，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此，李世民认为隋炀帝修长城防突厥，是愚蠢至极。几十万雄兵，不如他自己的一个李世勋。李世勋几千精骑，就能把数万突厥精兵打得落花流水，哪里还需要兴师动众，修建长城呢?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听说沼州刺史程名振很能带兵打仗，就想对他进行考察，提拔重用。唐太宗首先和程名振研讨治军方略，对方应答如流，滴水不漏，思维敏捷，深得李世民的喜爱。李世民先把程名振夸奖了一番，然后对他说道；“朕正要挑选高级将领，而你很有将相之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听完唐太宗的话中之话，程名振并没有马上跪地拜谢，很有些失礼。李世民发觉之后，马上假装生气，想察看程名振的表情。

李世民厉声说到：“程名振!你不过是山东的一位卑贱的农夫，当上了刺史，就觉得富贵至极，口出狂言，举止无礼，敢在天子身边耍花招。朕夸你几句，你也不表示谢意，成何体统?”

程名振不急不慢，跪身下地，很有礼貌地说：“粗欲之臣，从来没侍奉过圣上。我刚才正在思考问题，想着如何回答陛下的提问，因此忘记了拜谢，请皇上息怒。”举止自若，明辨事理，应对如流，让李世民心服口服。

李世民感叹道：“房玄龄在我身边呆了20多年，每次见我谴责别人，脸都吓得变色了，六神无主，十分狼狈。程名振从来没见过我，我突然对他发难，出言不逊，而他却能处乱不惊，辞理不失，真是一位少见的奇才啊!”当天，程名振就被授予右骁卫大将军。

知人善任消除弊端

能者上，庸者下；知人善任，因人制宜。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一个企业真正能做到这几点，该企业就不会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况了。学一学唐太宗李世民，看他是如何考察官员，任免官员呢？看他是如何知人善任，消除积弊呢？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二十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勒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疏李世民，发表意见说：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官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曹郎，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喻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赐。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刘洎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作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由刘洎的奏章不难看出贞观政治的清明，以至于他的奏章显得单纯静洁，不像其他朝代奏章中那样有种大厦将倾的沉重感。然而在贞观年间，这已经是很深很重的话题了，而且也显示出了刘洎的耿介之气。于是，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