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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第3页）

他接着又道：“朕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必须变通处理，不能千篇一律。凡事应该全部交给各部门的官员商议，再由宰相统一筹划，直到稳当后，方可呈奏施行。一日万机的繁忙事务，怎能都让君主一人专虑独断呢?”

“假若一日裁断十事，而有五件事处理不当，裁断正确的当然很好，但是裁断错了的事该怎么办呢?如此日积月累，以至数年，错误越积越多，国家焉能不亡!不如广泛选任贤良之士，分层负责，而国君高居上位，远虑深谋，法令严肃，谁还敢胡作非为呢?”“诏令各个官署，若朝廷诏令颁布下来，发现有不稳当的，必须据理上奏，不可阿顺旨意施行，一定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李世民以自己的真诚表明他对臣下是完全信任的，从而也向大臣提出要求，要尽臣之义，以同样的诚信对待君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李世民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很好，但他的智慧体现在他非常注意调整君主关系，并以种种形式来激励臣子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李唐王朝竭尽忠心。

李世民看重人才，也能留住人才，对归附自己的“降将”推心置腹，不妄加猜忌，以诚相待，使这些人为其意气感动，而对他忠心不移、出生入死。今人所谓“人心换人心”，即是此理。

李世民既能“至诚”对待忠直之士，不仅信任不移，又能关怀僚属，奖励功臣。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做法正相反。朱元璋因怕部将征战在外叛敌，或自立为王，便把他们妻儿全押在京师，反而促发了下臣的叛心。而李世民却使得文臣武将各个效忠于国，

为表彰功臣，李世民在长安大内北的三清殿东侧建有一座殿阁，名凌烟阁，阁内悬挂着二十四位大臣的画像，每张画像旁都有赞语数言，简要地概括了画中人物的阅历和功绩。画像为工笔写真，形象生动，皆出于本朝著名画师阎立本之手，赞语的文字下笔遒劲，妍逸多姿，又全为深得王羲之神妙的著名书法家楮遂良所书。这一做法，对于贞观正直、进取的社会风气有重大影响，整个官场为之一清。李世民不疑属下，又充分给属下以荣耀，这也是他赢得天下的基础之一。

当今企业中也设有奖金制度，其道理也在于此，用人不疑是前提，而给予激励是动力。

要扬长避短用人如器

常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这是用人者的一个重要原则。从道理上看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李世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他努力地做到了。

李世民明于识人，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文武干练之才。但如何使用这些人才，使其发挥才智，这也成了一个问题。除了从历朝历代的史实和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到的信任人才、爱护人才，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各取所长”。

他曾说过：“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李世民在这里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将贤者与不屑区分得如此分明，处理得如此妥切，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他能较全面、准确地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对他下面的文臣武将更是如此。

在交往中李世民发现，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于理狱和处理杂务琐事。因此，李世民就让他们专门掌管典章制度、台阁规模，一些细小事务，都委之于别人。二人也竭尽所能，“房谋杜断”，共掌朝政，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李世民还发现，戴胄的长处是性情忠直，秉公办事，但有不通经史的不足。于是，李世民便扬长避短，任戴胄为大理少卿，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法官。

李世民意识到“用人如器，各尽所长”，为了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并且对重要臣子的长短优缺都有较深程度的了解。他经常与大臣讨论他们各自的长短。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八月，李世民向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征求意见，要他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说：“人不知其过，卿可对朕明言之。”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李世民真诚地加以批驳，说：“朕问公之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众臣僚们皆表拜谢。

李世民接着说道：“长孙无忌善嫌疑，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坚信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

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到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在这里对在座诸臣加以品评，对每个人的长短优缺说得如此中肯，足以可见李世民对臣下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他们委之以政，自然是各得其所，如此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优势，而尽量减少他们的自身劣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了君臣谐和的效果。

李世民的这些说法虽然片面，却基本都说中了他们的优缺点。李世民对手下的文臣武将有一个深刻了解，明了其才智为人，掌握其长处短处，所以用人得当，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长处，使相比前朝前代廷臣人数成倍成几倍减少的贞观政治集团，威力却成倍成几倍地增长，发挥了贞观政治的人才优势。而这优势是用人的优势，并非人力的优势。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间并无全才，即使天才绝世，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某个领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而在其他领域则有可能才资平平，抑或一知半解，抑或一窍不通。善于用人的人，使人才居于适合他的位置，一展所长；不善用人的人，使人才居于陌生领域，一筹莫展。企业的领导人应明白这个道理能够恰当地在用人上量才适用，使人才各尽其长，各得其所。

切勿“卸磨杀驴”

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这首三言诗出自《汉书·韩信传》。韩信是辅佐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的功臣之一，为人善于权变，智谋过人，胸有大志，刘邦夺得天下后，疑他造反，就胡乱定个罪名将他杀了，韩信临刑，惨然作此诗。这首诗遂成为封建士大夫劝人急流勇退，以免功高震主，致成杀身之祸的名言，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过河拆桥，这一招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大部分帝王来说，更是用的得心应手。为了防止功高盖主。他们往往弑杀功臣。古代的大臣鉴于前车之覆，因此难免有功成身死之忧。这就使一些有功劳有才干的大臣行事多所顾忌，唯恐招致帝王忌惮，因此不能誓死报国。

上下同心则国治，上下相疑则国乱，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一条真理。李世民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贞观之治所以被传为佳话，和李世民与上下群臣能够同心戮力、打消猜忌是分不开的。

魏徵曾上疏李世民，指出：“任之虽重，信之本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名教不兴。名教不兴，则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说：“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

而在贞观元年，魏徵被人告营私之罪。李世民命御史大夫温彦博按察，没有发现可疑之迹。温彦博奏道：“魏徵言行不慎，不能远避嫌疑，致使空穴来风。心虽无私，行止上也有错失。”李世民便命温彦博“让徵，且日：‘自今宜存吟迹。”’后来，魏徵入见李世民，奏道：“臣闻君臣同体，应该竭诚相待，若上下言行俱存形迹，行事多所顾忌，于政事只能无益，国之兴衰则不可知，臣因此不敢奉诏。”李世民感慨道：“朕已经感到自己说的不对了。”魏徵再拜说：“臣有幸而能为陛下所用，但愿陛下能使臣为世之良臣，不为陛下之忠臣。”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魏徵答道：“后稷、契、皋陶和尧、舜、禹，君臣一心，治理天下，上下一体，同享尊荣，此所谓良臣也。关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被桀纣所杀，夏商亦亡，此所谓忠臣。”李世民闻言心悦，赐绢五百匹。

李世民在其后的诸多行为中已经很好地把这个问题解答了。魏徵提这个问题的私心，也是怕李世民对自己有所猜忌，将自己一腔美意当成恶念，以致身家不保。贤如魏徵，尚希望李世民能当面表示信任，作一点保证，其他的大臣在这一点上更是不能心无顾虑。因而，李世民在贞观时期的言行上，从很多方面都不断向臣子们表示了自己的用人不疑，以使臣子们放下顾虑，宽心做事。

“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李世民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李世民对大臣能够推诚任之，以诚相待，不胡乱猜疑，从而建立了君臣之间的诚信关系。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非一蹴可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建立起来。

在当今企业中，领导要善于在日常工作中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合作或朋友关系。善于与员工推心置腹的领导，才能让员工安心为公司做事。聪明的人会交往人，不用费心思就能让人把事情办好，愚笨的人只会颐指气使，最后落个孤军奋战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