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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亲贤臣远小人（第1页）

第五章亲贤臣，远小人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为官择人，不可造次。“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忘矣”！作为一国之君，身边大臣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治理国家方略的好坏与否。历史证明，当贤臣掌朝的时候，就会出现政通人和，繁荣盛世的局面，反之，如果奸臣当道，国家将很快走上衰败的末路。

任人唯贤上行下效

中国有句古训：“亲贤臣，远小人”，它告诫人们要亲近贤良之人，亲贤则自贤；要疏远小人，不然亲佞则自佞。这与唐太宗所说的“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可谓异曲同工。做为领导者应该谨记这句话，多亲近贤良、忠心的属下，远离那些挑拨离间、中饱私囊的小人，这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

贞观二十年秋，宋公萧弭当时已任特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性格狷介，而且越来越怪僻，与同僚们多有不合的地步。他曾经在皇上面前说：“房玄龄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众臣有朋党关系，不忠于国，执权胶固，而陛下并不详知，只是还没有谋反而已。”太宗皇帝当即回答道：“爱卿所言太过甚其辞了吧!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那么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去任用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求全责备，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嘛!所以必须舍弃他之所短，去发挥他之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但还不至于顿求藏否，一至于此?”

同年十二月，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房玄龄被太宗皇帝轰回宅第去赋闲了。褚遂良看不过去，便上疏说：“玄龄从举义旗开始，一直翼赞圣功。在武德末年，又冒死为陛下决策。到了贞观初年，在遴选贤良人才，协助立政等方面，要是与其他众臣相比，玄龄又是出力最勤的。除非他真的罪不容赦，否则不应该轻弃他的。陛下要是认为他衰老了，也只应当讽谕于他，让他提出致仕退养，要有礼节地让他退养。可不能因偶尔一点点小错误，就把几十年的功勋旧臣给辞退了啊!”太宗皇帝读完疏奏，马上也就悟到了处置之欠妥，立即派人去召房玄龄出朝，官得原职。而房玄龄此人一向谦让，出来上朝了几天，又找了个借口避位而回家了。

之后有一次皇上说要去行幸芙蓉园，房玄龄闻讯，马上命儿子兄弟辈去洒扫宅门庭院等，并且对他们说：“皇上的乘舆就要来了。”果然不出房玄龄之所料，不一会儿，太宗皇帝真的已来到房玄龄宅第，并用皇帝的乘舆把他接回了宫里。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日，太宗皇帝御临翠微殿，问左右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也有平定中原华夏的，但不能臣服戎狄四夷。朕要论才干还远远比不上古人，而成就的业绩却已超过了古人。朕自己说不清其中缘故，请诸公随意说说。把真情都告诉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都不能如实作答。

李世民于是说：“不对。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一般为人主者都不好正直，阴谋诛杀与公开杀戮，哪个朝代没有呢?而自朕践祚以来，正直之辈比比皆是，林立于朝上，从未有一人遭到黜贬与谴责。

二、人的品行与能力不可能兼备，而朕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

三、大多帝王都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而朕见到人家的优点与长处，却好像是自己拥有的一般。

四、自古以来，一向是贵中华而践夷狄，而只有朕爱之如一。所以各族各部落都愿来依附于朕，像子女亲近父母一般。朕之所以成功，仅在此五点而已。”

五、作为人主，往往引进贤才时恨不得置之于自己的怀里，辞退不称职时又恨不得一把将他推到沟壑之中，而朕则见到贤达就敬重，见到不肖就怜悯他们，让贤者与不肖者能各得其所。

历数这五点之后，太宗皇帝便对站在他左右的楮遂良说：“我公曾任过史官之职，像朕刚才所说的是实情吧?”褚遂良回答说：“陛下之盛德不可胜载，而能做到这五点，乃是陛下谦而又谦之志向的表露啊!”此肺腑之言正表明了实事。

唐太宗对贤达敬重有加，见其之善，若己有之，如对房玄龄等贞观重臣就是如此；而对于不尚则怜悯他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萧璃的态度。唐太宗对待贤达与不肖的态度如此泾渭分明，本身就说明了唐太宗本人也一定是一位“贤达”之君。正是在他这种圣明的作为之下，贤士盈廷，而不肖之徒望风遁形，唐朝终于走向了繁荣富强。

懂得舍短取长

知人难，用人更难。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世称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征诸史实，殆非虚语。唐太宗不仅能发现人才，更懂得怎么样去使用人才，他善于舍短取长，不计较贤才的短处，而是集众人之优势为自己所用，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更值得思考和借鉴。

贞观晚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指出：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己之所谓贤，未心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指出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作为罗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面分析，唐太宗正是如此。他对辅佐大臣的才干得失，总是区分优劣、全面衡量的。如他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宫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太宗明辨长短、兼知优劣，这些品议无不恰到、中肯。

在唐太宗看来，知人的一个方面是兼明优劣；另一方面则是“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得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可见，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两个阶段的全过程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还应该通过考察加深了解。

为什么说了解人才的第二阶段是使用人才呢?正如唐太宗所说：“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的认识限度所致。还因被举之士“厚貌饰词，不可知悉”，以伪装惑人，制造贤才的假象，遂造成了知人之难。所以，使用过程中的考察，实为补救主观上了解人才难免片面的举措。

唐太宗不仅具有知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的辩证认识，而且还认真付之实现。即位初，他就指示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几月没见动静。他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驳道：“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他认为人才不会没有，关键在于物色，如果不去发掘人才，也就不能发现人才，必不知人。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在使用的过程中考察官员的才行，以加强了解。他曾对魏征说过：“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贤才能起表率作用，不肖则败坏吏治，故他对“在官如有善事”的良吏，具列姓名于屏风之上，对“百姓已受其弊”的“恶迹始彰”的官员，则决不宽贷，必加“刑戮”。

知人固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如果说知人是善任的前提，那么善任则是知人的结果。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理解“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对此，唐太宗深有认识。知人难，难在未易尽知；用人难，难在才非所用。但将用人难与尽其才之难相比，前者难度自然要小。

唐太宗不仅知人善任，而且能“尽其才”。“尽其才”或者说“才斯奋”的前提是“谋斯从，言斯听”，对贤才们的优谋、嘉言能够言听计从，也就是事臣以礼之意，这对贤巨施展才能将是最大的鞭策和保证。正如魏征所说的：“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指出了唐太宗的“谋斯从，言斯听”是促使他“才斯奋”即“尽其才”的保证。贞观元年，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十一年，他再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几乎与此同时，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唐太宗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是如此。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长的范例。

唐太宗知人善任与言听计从．这就充分调动了大臣“尽其才”的积极性。贞观能臣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例如，房玄龄“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止远征，唐太宗深受感动，对其儿媳合浦公主说：“此人危慑如此，尚能忧我国家。”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谦“滥荷宠荣”的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中书令后，“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直到最后“遇暴疾而薨”。

正是由于唐太宗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故能充分发挥各人所长，出现了贞观一代“茂绩殊勋，冠冕列辟”的盛况。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各种各样的人才，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效力唐室，这正是唐太宗“用人如器”，“舍短取长”的方针所收到的实效。

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周遭环境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难以改进。如何发现使用于自己的人才，如何去使用他们，显得尤为困难。唐太宗的这种舍断取长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舍弃别人不足之处，集众人优势为自己服务，必能有所作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