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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亲贤臣远小人（第2页）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唐太宗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才爱才若渴，对贤明圣得的人备爱有加。环境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形成习惯，习惯造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就要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企业出现的错误和不正之风，并加以有效的制止。这样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自古以来，帝王的形象都是不可侵犯的。他们的身份地位至高无上，在如何树立权威这一点上，几乎不必花什么心思。但其中的也有区别，那就是昏昧与圣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亲贤臣，远小人。”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圣明君主的行为规范。李世民当政时的作为，基本上遵循了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圣明之主的形象，为后世所称道。

做一个帝王其实有很大压力，不仅要担心别人篡权，天天提心吊胆；还要担心军国大事，日日寤寐不安；要主执朝政，观察贤愚；还要审阅奏折，批阅重要文件，决定国家政策走向；凡是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事，他们都要考虑。

所以，历代封建皇帝也很想让自己终日紧绷着的神经能有机会放松一下。他们也喜欢能有一些亲信近臣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以肯定自己所操过的那些心；他们也高兴能有几个懂得自己爱好的人，能在适当的时机提供一些新鲜的娱乐项目；只不过他们对这些事的钟情程度、克制能力有所不同罢了。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古时有那么多帝王身为一国之君，却总是过于轻信小人，宠爱佞臣，甚至许多曾立过不世功业的皇帝、王侯也晚节不保，亲近一些不学无术的人，纵情声色犬马，结果酿成大祸。

同样的道理，在宋、齐、梁、陈、魏、周、隋等短命王朝之后欲开创大唐“万代基业”，李世民所承担的压力尤其重大，他私心里也应该有放纵轻松一下的愿望，也希望能有几个陪自己解闷的心腹弄臣。但他与以往和后世昏君不同之处在于，能掌握一定的度。他的圣明之处就在于喜爱游乐而不耽于游乐，不信任谗邪佞人。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说过一篇精到的话：“朕综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贼也。他们或巧言令色，迷惑国君；或结党营私，贻祸朝野。若国君昏庸无能，必然被他们蛊惑，使忠臣孝子泣血含冤。好比大片兰花竞相开放时，却被秋风所摧折；君王想要明察事理时，却被小人所蒙蔽。如此之事记载于史籍上的，已不胜枚举。像北齐、隋朝时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朕捡一些亲见亲闻说给你们听一听：斛律明月，是北齐良将，他的声威令敌国闻之丧胆。北周每年冬天凿开汾河上的冰封，就是担心斛律明月会率兵从坚冰上过来攻打他们。等到后来斛律明月遭到祖孝征散布谣言诬陷，被问罪诛杀以后，北周才开始有进攻北齐的打算。还有隋太子杨勇，统率全国军队，代理隋朝朝政。前后二十年，居功厥伟，并早有储君的名分。可宰相杨素却欺君枉上，陷害忠良，对文帝极言太子杨勇不才，以致文帝废杨勇立杨广。杨素欺骗文帝，残害良善，使父子伦常一朝失位，叛逆祸乱之源，也因此而生。隋文帝废嫡立庶，终被杨广和杨素合谋害死，祸及自身。杨广即位，荒**无道，大兴土木，致使隋亡国。前代史书说：‘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这正是朕对诸位提出的希望和要求。”

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一些权奸误国的例子在于君王耳根太软，过于宠信小人，疏远贤臣，并因此严格要求自己以及大臣们都能够远谗佞小人，防微杜渐。在这方面，有这么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李世民对待弄臣的态度。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征得巧工杨思齐一人，献与朝廷。李世民命先试杨思齐技艺，段纶便令杨思齐造演戏用的傀儡，进与李世民。李世民说：“傀儡制造确实精巧绝伦，杨思齐可谓当代巧匠。征得如此巧匠，理应令他制造一些有利于国家工业的器具，可你却令他先造戏具，这岂是当初戒饰百工不为奇技**巧的本意?”于是贬了段纶的官阶。段纶虽有些冤枉，但想一想他那希图取媚于上的本心，也确实有导皇上以狎邪之嫌，这就触犯了李世民“远小人应防微杜渐”的心理，终至贬官。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是掌管记录朕言行举止的起居舍人，近来记录朕所作所为是好是坏?”褚遂良说：“设置史官的目的就是如实记录，做的好事固然一定要记录，有过失也不应予以隐讳。”李世民说：“朕现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有三件，目的也是为了史官不至于在记录朕言行时过失太多。第一件事是审察研究前代君王治理国家成败事例，作为殷鉴；第二件事是提拔任用贤才，把国家治理好；第三件事是废弃、疏远那些妄进谗言、品行恶劣的小人，不听信他们。这三件事朕要坚持做好，始终不改。”

至于谗言，李世民也能慎重对待。权万纪与李仁发是贞观朝的两大小人，他们经常刺探朝中大员隐私，如有反逆之状，便告之于李世民。无形之中这两个人成了李世民的眼线，因此在刚开始时很宠信他们。由于李世民的宠信，这两人便恃势自骄，开始肆无忌惮起来，经常向李世民进谗言，捕风捉影地罗织那些与自己有过节的官员罪状，向李世民告状。朝中大臣有很多因此而被李世民谴责过。魏徵为此直言道：“万纪等，小人也，根本不识大体，以告密表示自己的忠诚。陛下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不堪任用，只不过是取他们的无所避忌，用来警策群臣罢了。可万纪等人却因此挟恩仗势，逞其奸谋，屡进谗言。如今凡是他们所弹劾的人都没什么罪过，只不过和他们有些私怨罢了。陛下即使不能任用良才以革新风气，也不应该亲近奸人而自损圣明。”李世民闻言恍然大悟，赏魏徵绢五百匹，以嘉其言。从这以后，权万纪等人进言诬告大臣，李世民都不再相信，对他们采取了疏远的态度。

远小人是李世民的“圣明”之处，他更加圣明之处则是能亲贤臣。李世民常将魏徵引入内寝，两人相对席地而坐，由魏徵逐条讲论举凡国家政事的治理以及帝王言行的得失，李世民认真听取。唐时礼法尚不像宋朝那样严格，一般年高德劭的大臣在进见皇帝时都有坐处。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吾镜也。”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既是君臣又如师如友，从而使这二人分别成为后世明君和贤臣相得的典范。而对于魏徵所提出的好建议，李世民也能虚心听取，并立刻在行动上予以响应，可以说，李世民对魏徵的亲近信任，使其为君的品行更加完善，使其为政的过失大大减少。

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帝王能真正做到远小人，亲贤臣，李世民则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帝王之一。他对贤臣尊敬信任，但不及与私；他对弄臣则完全抱着疏远的态度，让他们提供娱乐项目，却不委以官职或不委以权力和信任。从而，李世民一代圣明贤主的形象便高高地树立在贞观盛世，也树立于封建历史之中。这使李世民所统治的贞观朝成为中国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琏、李靖、褚遂良、马周等）最多的一代。

在贞观政治舞台上，许多贤良有才之士都能大胆而自如地将才华尽情施展，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同时，也使贞观朝成为中国古代佞臣小人最少的一代，几乎没有出现过能长期得势的佞臣和能参政议政的小人，从而使贞观朝成为官清吏正的一个朝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亲近君子，则你的事业将如日中天，亲近小人，则你的事业恐怕不久矣。这是千百年来历代人证实过的真理，坚持它，相信对你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亡矣！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这样谆谆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由此我们可以见用贤臣与用小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贤臣用，则国兴；小人用，则国将亡矣。这样的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特别是随于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在用人问题上这点是不得不考虑的。用对人则企业兴，用错人则企业衰。

一次，李世民在翠微殿与大臣们商讨国事，谈到尽兴时，他忽然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虽然有不少英雄豪杰平定天下，建立帝王之业。但是就是不能征服夷狄，巩固边防。我的才能和智慧，远远没有古人强，而所取得的业绩却远远超过他们。我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诸位爱卿直率地给我指明一下。”

众大臣明知其中的奥妙，就是没人敢于直说，只是阿谀奉迎地说：“陛下的功德，辽阔如大地，高远似苍天，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说明。”

李世民说：“没有这样的事啊!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只是由于五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自古以来，做帝王的人一般嫉妒才能超过他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有优点，就好像是自己的优点，真心为别人感到高兴；人的才能和品行不可能样样兼备，我却经常能抛弃别人的缺点，采用别人的优点；君主选贤任能时，常常想把有才能的人，拉到自己的怀抱，变为自己的心腹；把没有才能的人，推入悬崖沟壑，置其于死地。而我看见有才能的人，就会去尊敬他；看见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去怜悯他，让有才能的人和无才能的人，各得其所，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君主一般讨厌心直口快、公正无私的正直人，表面上很喜欢他们，暗地里却恨之入骨，大肆杀戮。这种阳奉阳违、口是心非的人，历朝历代，比比皆是。自从我继承帝位以来，所重用的正直之人，充斥朝廷，比肩而立，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心直口快，指出了我的过错，而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罢官免职；自古以来，每个朝代的帝王都是贵中华，轻夷狄，惟独我把汉人和胡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所以那些夷狄部落，都把我视为他们的亲生父母，言听计从，衷心爱戴。”

李世民接着说“以上这些，就是我取得今天成就的基本原因。褚遂良，你过去当过史官，对我的所作所为十分熟悉，朕说的这五件事，是不是客观事实呢?”

褚遂良说：“陛下的盛德，根本不可能全部详细记载，仅仅用这五件事来概括陛下的丰功伟绩，似乎有些太谦虚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用人问题，它的核心主要是与人为善，选贤任能。不妒贤嫉能，不陷害忠良，不欺侮智能低下的弱势人群。发现别人有能力，有优点，就好像是自己有能力、有优点一样，从心里深处替别人高兴。既不推行大汉族主义，也不支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既不崇洋媚外，全面胡化，也不盲目排外，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所以，李世民能够创造别人无法实现的丰功伟绩，受到中外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仅仅重用能人、贤人，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能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

如今大多企业倡导精英管理，能人治厂，把一部分人的收入、待遇和福利，提得很高。与人为善的原则，还表现在企业的管理宗旨上。

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1932年以前，它只不过是一个街巷企业，并没有脱离一般商业的经营方法和习惯。1932年5月5日，松下公司向全体职工和社会公开承诺，公司的真正使命是：“生产广泛需要的贵重生活物资，要像管道中的流水一样，源源供应于世。消除贫困，带来繁荣。”要在明确自己义务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为满足一般大众的要求服务。服务在松下电器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企业克敌致胜，超常发展的法宝。

松下幸之助说：“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制造和销售电气器具。但是，再多少深思一下看，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制造和销售电气器具来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就是为大众服务，我想这是一切职业的基本原则。农民生产大米为社会服务，我们生产电气器具为大众服务，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么?而且这种互相服务的水平越高，社会就繁荣。同时，这种服效率越高的人。越能换取他人的服务。就是说它是反映在收入上、名誉上，有时也表现在幸福的状态之中。概括地说，为他人服务，才能换取他人为自己服务。”

“这一条规律形成得十分美妙，如果这样想：为他人服务难道不吃亏么?这样一来，就要出现忧虑，产生迷惑。事情决不是这样的，为他人服务得多的人，他人会为自己服务得更多。这样一想，产品就能够更多地生产出来了。这一条规律形成得非常合理。即使从经营获利的观点来看，也是为他人服务决不会吃亏。这可是件奇怪的事情啊!这不是老天爷为我们担保吗?”

“所以，松下电器公司如果彻底贯彻实施我们所宣布的为社会服务的信念，使自己的事业力求上进，那么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久就遍布于全世界。我想整个世界也将会为我们服务的。”随着企业的蒸蒸日上、飞速发展，他们的劳动成果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松下幸之助的设想，不久就变成了现实。

综上，李世民征服了天下人心，松下幸之助则征服了世界电器市场。李世民把别人的优点当成自己的优点，松下幸之助用为他人服务的方式来换取别人为自己的服务；与人为善，选贤任能，关心他人，抛弃别人的缺点，吸收别人的优点，即使才不及他人，也能取得超过他人的业绩。爱护别人其实就是爱护自己，服务他人其实也是服务自己。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能够选贤任能，并将那些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人和事哪来为自己所用，积极吸取别人的优点和长处用以谋求发展。亲贤臣，远小人，这必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用人要选德才兼备之人

回顾历史，作为封建统治者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和坚持“德才兼备”，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明确提出有才无德者不可用的，却为数不多。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这“为数不多”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有识人之能的一位，他所说的“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可谓一语中的。时至今日，这句话仍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