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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亲贤臣远小人（第3页）

“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是李世民的一句名言。他对“有才无德者不可用”，不仅在理论上多有阐述，在实践中也基本上严守这一用人标准。

隋朝有名的重臣苏威，隋亡后曾先后当过字文化及的光禄大夫，越王杨侗的上柱国，王世充郑政权的太师，“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从求容免。”世民平王世充后，苏威请求谒见，却遭到这样的斥责：“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对于这种缺乏政治品德的人，李世民绝对不会任用的。

他认为，君子、小人应当加以区别，不如此就不能正确的进退百官，但正如魏征所说，“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识别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李世民也知道：“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已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人所谓毁，未必全恶。”所以他又说：“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作为封建皇帝，由于地位特殊，就更容易为臣下所欺骗，世民对此有相当清醒的估计：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这样深刻的认识使他特别强调“则哲为难，良可慎也”。确实是“知人则哲”，一个封建皇帝是否英明，能不能明辨贤佞是重要标志之一。李世民在知人方面，也是有一些经验和原则的，他认为辨别一个臣下是否奸邪，要从一下几点入手：

首先君主看他是否对皇帝阿谀奉承。世民还明确地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征就是“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以及“巧言令色，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几千年的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在人们的性格中往往形成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譬如不对别人阿谀奉承比较容易做到，拒绝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则行之为难，有的人即令自己不屑于对别人阿谀奉承，但对来自别人的阿谀奉承却仍受之欣然。能够象世民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要防止左右陪伴君王的人蒙蔽皇帝，否则国君就难以洞悉幽隐。有一次宦官出使还朝，“妄有所奏”，世民大怒，魏征借机进奏：“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潜，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其源。”世民笑着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唐玄宗以后不少唐朝的皇帝为宦官所蒙蔽，不辨忠奸，就生动她证明了此点。只可惜世民抑斥阉宦的做法没有为后代所继承，致使朝政日非，民不聊生。

最后，要看一个臣下怎样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然后据以识别奸臣。魏征曾说：“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八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确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向上反映一个人的善恶呢?魏征认为。“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小人则专事告讦，而“告讦者进，遏恶者不齿，君子苟免，小人遂志”。世民本人也发现，“告讦之言，案验多谬”。这种人“告讦百官”时，“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因而世民下令，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太宗还认为用人是一种赏罚的手段。魏征明确地提醒世民，要做到“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用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尤其要注意防止“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宜详审。若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但世民进行赏罚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过失，但就总的方面说，错赏滥罚的事还是为数不多。他自己也说即位以后，“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基本上是实事。

一个人就象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有功也有过，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功过进行赏罚呢?对此，李世民的主要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

房玄龄、杜如晦和温彦博是当时的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瑟却因数人“尝有微过”而“劾之”，世民对此事置而不问。后来有一次批评萧璃说：“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恐怕所指的就是弹劾房、杜的那件事。此外，对薛万彻也曾有“录功弃过”的事。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贪残不问，自然不免失之过宽；但世民不以细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因而赢得大臣的赤胆忠诚。

李世民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黩职贪官，素以行“仁政”著称的世民则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毫不宽容，坚决打击。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世民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有“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唐政权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生动表现。当然世民并不是单纯进行打击的唯惩罚论者，他深知“不教而诛”是错误的，因此对百官经常谆谆教导，讲明利害，告诫他们不要因贪纵而自陷刑网。世民实际是把赏罚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双管齐下，因而曾经借评论古人而大发议论：“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险履贵，则哲士去焉。”这样做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之处和识人、用人之能，无须再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述，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并有自己独到的识别奸邪之法，从而将无德之小人挡在了朝门之外，其英明显而易见。

治理官员腐败的决心——杀无赦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牛皮癣”，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贪官污吏身上。腐败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单位里都不断滋生着。怎样把这种不正之风压制下去，从而肃清单位的风气，是每个领导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也许对我们很有启发。

贞观年间，腐败问题造成了歪风邪气上升，收贿行贿泛滥，也困扰着李世民的政治统治。为此，李世民煞费苦心，专门派官员乔装打扮，提着金银珠宝去试探衙门中的权要，检验他们的廉洁程度。无奈，送上的礼品，权贵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热情笑纳。御史们东捕西抓，弄得囹圄人满为患。李世民就决定大开杀戒，横扫一切腐败分子。

虽然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效果，但司法部门的主管人员认为李世民的做法，是假戏真做，诱人犯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拉出去腰斩、杀头，有一些滥杀无辜的嫌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李世民只好改变策略，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打击腐败风气。

李世民刚开始对于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还想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但经过魏征等人的劝说，也基本做到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很快形成“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敛迹，无敢侵侮佃人”的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风气，让世人钦佩。

庞相寿时任濮州刺史，因贪污脏款被罢免官职。由于他是李世民的老部下，君臣关系不错，通过活动，又恢复了他的官职。魏征得知之后，立即找到李世民说明利害。魏征说：“秦王府的老部下现在当官的很多，如果犯法了都碍于情面，不加处理，别人就处理不下去了。”李世民只好找到庞相寿，对他解释说：“我现在是一国之君，不能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徇私枉法，你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了，请你好自为之。”

牛皮癣虽然属于顽固性皮肤病，只要治理得法，内治外治相配合，总是还有治愈的时候。政治牛皮癣的腐败，其治病原理也大同小异，并非是不可治愈的顽疾，关键还要看医术如何，措施如何，能否不让它愈后不再复发。

从发病地区看，它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尽管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腐败问题，都有自己治疗腐败的灵丹妙药。但是，绝不能病急乱投医，治表不治里，甚至是搞到了灵丹妙药，却不肯吃药，或着是让贪官主持反腐败工作。

腐败从发病的原因看，它多与专制、权力等联系密切，是权钱交易、权力失控、独断专行的产物。它的发病人群多集中在政府官员身上，是特殊人群最容易患的疑难杂症，穷疯了的官员容易患腐败症，富得流油的官员也容易得，一旦患上之后，便胃口大开，狮子大张口，让人觉得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简直就是无底洞。

古代不固定让某个人在一个地方作官，实行干部交换制，对于限制官吏贪脏枉法、内外勾结很有益处。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实行干部定期轮换制，也很有效果。其具体做法是：

对干部每两年进行一次聘任，即使业绩很佳的干部，再次聘任依然榜上有名，也不能再从事原来的领导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点：一可以防止灯下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灯下有黑影，是因为灯无法移动，一旦移动了，原来有黑影的地方就不再黑了。二可以防止陈陈相依，新矛盾掩盖老问题。干部腐败都有个角色进入问题，时间太短进不去。三是可以防止领导拉帮结派，成立小集团，造成胳膊比腿粗，尾大不掉的弊端。

如果一个人能长期占据某个位置，就容易会拆东墙补西墙，用新矛盾掩盖历史问题，侥幸逃脱而不被人发现。如果在其未站稳脚跟之时，就进行干部轮换，既可以发现老问题，又可以解决新予盾。同时使干部一专多能，熟悉不同工作，胜任不同工作岗位，一举两得。

腐败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集团致命的弱点，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人或企业必将走向灭亡。惩治腐败是每一个领导者关心的大事，要做就要做狠，对那些害群之马一定要杀无涉！

身边要常有几个敢于说“不”的谏臣

一般说来，人都喜欢听华丽的言词，对于批评，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下属为了讨好上司，往往只讲好话，因此领导者就很难听到下属真正的意见了。一个经营者若不明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有过错、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时，就应该多多鼓励下属提出批评，并听取下属的意见，虚心接受，这才是一位领导者所应具备的条件。唐太宗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王硅本是隋末落魄之士，早年丧父，家里很穷，他性淡泊却有志气。李渊入关后，王硅跟随太子李建成做事，后来李建成与李世民矛盾日深，李渊责其教导太子无方而流放外地。李世民即位后，早就听说王硅的才气，便召回将其任命为谏议大夫。

王硅为官敢于直言谏诤，还善于评论贤愚，曾多次上书向李世民直谏。李世民对其十分赞赏。譬如，李世民曾对他说：“您对朕所指出的，都正切中朕的要害。自古国君没有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很少有人能做到，原因就在于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或者即使听到也不加改正。现在朕有过失，您能直言劝谏，朕闻过能改，何愁国家不长久安定呢?”他还对王硅说：“您若常任朕的谏官，那朕一定不会有过失。”从此，李世民更加厚待王硅。

某天，李世民与王硅在席间交谈，此时有一妃嫔在身边侍候。这个女子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兵败后，被李世民留在了宫中。在谈话间，李世民指着这个女子对王硅说：“庐江王不行仁道，杀了这个美人的丈夫又把她占为己有。如此暴虐，哪有不亡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