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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亲贤臣远小人（第4页）

哪知王硅听了，却离开座位站起来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是错呢?”李世民回答：“哪有杀了人家还霸占人家妻子的!你还问朕是对是错，为什么?”

王硅答道：“臣听说《管子》上说：齐桓公到郭国，问郭国的百姓：‘郭因何灭亡?’郭国百姓说：‘因为国君喜善厌恶。’桓公说：‘按你们说来，那他就是贤君了，又何至灭亡呢?’百姓说：‘不是这样，郭国的国君喜善但却不任用，厌恶却不摒弃，所以导致国家灭亡。’以臣现在所见，这个妇人还留在陛下的身边，臣以为陛下心里是赞同庐江王的做法的。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这种做法不对，那么明知庐江王的邪恶而自己为什么不加摒弃呢?”

王硅说的道理令人折服，他逐步地诱导李世民，让他自己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规谏方法确实高明。李世民听了此话，深为自己有这样直言不讳的臣子感到高兴，他马上把这个女子放走了。

王硅确实性情耿直，往抚逆鳞，直言不讳，而李世民也胸怀大度，颇能理解臣子的一片忠心。再如贞观元年，李世民提升王硅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又升他为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等人与王硅同朝为官。李世民在一次宴请重臣时对王硅说：“你精于鉴别人才，尤善于评论。不妨从房玄龄等人起，品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李世民和诸大臣对于王硅的话都深为钦佩，他的评论恰如其分，正好说出了每个大臣的特有之处，不夸张，也不贬低，这也表现出了他正直无私的品格。房玄龄说：“自古以来，惟主明臣正，方能致治；君臣同德，海内方安。明主用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治。陛下可谓明主，王硅也是正臣，这是可喜之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李世民任命礼部尚书王硅兼任魏王李泰的老师。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古来帝王之子，生长在深宫之中。到他长大成人之后，没有不骄横**逸的，因此相继败亡，很少能够自强自立。朕今天要对子弟严加教育，想使他们都能安身立命。王硅一向是朕信任的人，朕深知他性情刚直，为人忠孝。所以选他做朕儿子的师傅。卿可对李泰打个招呼，就说每见王琏就如同见到朕一样要表示尊敬，不得怠慢。”

李世民对王硅的信任和敬重之深由此可见。王琏做了李泰的老师后，更是处处为人师表，深受当时朝臣们的称赞。一次，魏王李泰向王硅问忠孝之事，王硅对李泰说：“陛下是你的君主，做事你要想到尽忠；陛下又是你的父亲，做事你要想到尽孝。忠孝可以立身，也可以助你功成名就。”他还对李泰说：“汉代平王苍称‘为善最乐’，愿你有此志。”李世民听说了王硅这些事情，为自己儿子有这样优秀的老师而高兴，他说：“我的儿子可以没有过失了。”这自然也是在称赞王硅育人有方。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王硅患病，李世民派公主去看望他，还派民部尚书唐俭为他增减药膳。王硅去世时，李世民还穿着白色的衣服为他哀悼。而魏王李泰则率百官亲自哭孝。如此可见唐太宗对谏臣的感恩和爱戴之情。

在贞观时期，魏征，对李世民前后上谏３００多次，李世民非常尊重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终于成为一代名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除此之外，李世民和宰相王硅之间的君臣关系也是值得一提的，对王硅的任用，可以说是李世民爱才之心的又一次体现。人为国之本，得到贤人，更是国家的大事，对这一点，李世民从不轻视。

一次李世民问身边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卿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这一番诚恳而直率的话，反映出李世民对臣子逆鳞之言毫不避讳，臣子自然就会倾己能而出现和谐的君臣关系。正是这关系才使得李世民执政二十余年，出现清明的政治。

多留几个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吐露心声的人在身边，就像身边多了几面镜子，可以让你时刻看清自己，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一位领导人如果能时时保持感激的心，更加信任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会促使整个工作环境，无论在物质条件或精神条件上，都有丰硕的收获和提升。

用准人才受益无穷

人是群居的动物，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人群而独自生活，人需要群策群力，才能开发出其应有的潜力。一个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做能力以上的工作，就容易遭到失败。为了避免能力发挥上的缺点，就应该群体合作，这才是提高工作效率最科学的方法。作为领导者的唐太宗就认识到了这些。

贞观时朝，由众多贤德仁士组成了一个宏大的人才群体，紧密围绕着一个封建核心——最高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很注意发挥这个群体的力量，共佐君王，力保大唐，使每个人都能施展其才华。

崔仁师是执掌管财物的度支郎中记忆力特别强，是一位别具一格的才子。向李世民面奏财物支出的情况，洋洋数千言，竟不用稿本。李世民让黄门侍郎杜正伦拿来簿账，崔仁师背着向李世民禀报，一无差错，令李世民大为惊异。

贞观年初，崔仁师还当过殿中侍御史，当时青州发生了叛逆之事，州县大肆追捕，狱中人满，李世民令崔仁师前去查按此事。崔仁师到青州后，统统给犯人去掉枷锁，只留首犯十余人，剩下的全部释放。大理少卿孙伏伽以为案情重大，处理过宽，担心地对崔仁师说：“此犯徒侣极众，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谁肯让死?今既临命，恐未甘心，深为足下忧也。”崔仁师解释说：“尝闻理狱之体，必务仁恕，故称杀人刖足，亦皆有礼。岂有求身之安，知枉不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意在惜民之命，纵是自己被冤屈而死，也是值得的。

闻听此言，孙伏伽自愧在境界上不如崔仁师。到了朝廷派到青州的刺史抽查审讯在押犯时，各囚犯都说：“崔公仁恕，事无枉滥，请伏罪。”足见崔仁师以仁、恕为基本方针来审理狱案的做法。已经取得实效。

贞观十年（公元636），褚遂良自秘书郎迁升起居郎。由于此人“博涉文史，尤工隶书”，当时虞世南死后，李世民因愁无人可论书，”魏征荐举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李世民当天就召令褚遂良陪他谈论书法。李世民曾以重金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相把一些搜集罗列的古旧书法墨迹，当成王羲之书迹献到朝廷，当时没有人能辨别出真伪，但褚遂良鉴定真伪，无一差错，可见其书法修养根底之深。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因为每日供给魏王李泰的物品超过皇太子，上书进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法，尊贵嫡子（注：原配妻生子日嫡子），卑抑庶子（注妾生子曰庶子）。皇太子称之为储君（意是君王之副，即君位的继承人），德位仅次于君主，极为高贵尊崇，所用物品用不着限制，钱财货物可与君主共同享用。庶子地位较低，不得以此为例，与皇太子互作比照。这样自然可以杜绝嫌疑，清除祸源。”

褚遂良在奏章中说：“先王一定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礼法的，懂得国家要安定有序，必须先分清嫡、庶之别。这样，庶子虽被宠爱，也不得超过嫡子。嫡子的主导地位必须得到尊崇。如果不能明确也确立他们名分，而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崇的反而卑下，就会导致那些佞巧奸邪之徒乘机活动，因私宠损害国家制度，迷乱人心，扰乱国家。”

褚遂良说：“臣曾见《左传》上说：‘爱护子女，就要教育他们懂得道理规矩。’忠、孝、恭、俭就是道理规矩。以前汉朝的窦太后、汉景帝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放纵骄惯梁孝王，封赐给他四十余城，苑囿方圆二百里。梁孝王大建宫室，修建复道，到处可见，积蓄的钱财数以万计，出入的清道仪式都如同帝王，后来稍有不如意之事，就发病死了。

褚遂良又说：“汉宣帝对淮阳王也是放纵骄惯，几乎到了败亡的地步。幸亏有忠良的大臣辅佐，才使他免于一死。现在魏王出藩封地，臣希望陛下要常用礼义教训他，为他选择好的师傅，经常用国家成败的事例来教育他，以勤俭节约来要求他，以文章学问来劝勉他，用忠孝之义来引导他，用道德礼义来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成为国之良材。这就是所谓循循善诱的圣人之教。”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时，李世民对侍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最为急迫?请各位发表意见。”众大臣没有谙中皇上所想之事。其实，这时李世民已经是在众臣中寻觅托后之臣了，他问此事正是想以此为据来考验臣子对国事的关注程度。结果当时只有褚遂良站出来回答说：“当今天下都仰慕陛下的圣德，都不敢为非作歹，但太子和诸位王子必须明确他们的身份。陛下应为子孙后代立下规矩，此事是当务之急。”

褚遂良是很懂得政治的，此言一出，足以震动四座。褚遂良揭示了积弊，接下来又揭示形成积弊的原因，他说：“为什么不够完善呢?这在于刺史与都督，是百姓安定的依托，得一善人为都督，所属部下就平安无事，得一不善之人为刺史，全州的百姓都要受到骚扰折腾。所以，人君爱护百姓，总是选派贤人做都督或刺史。历史上有的刺史被赞誉为‘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有的刺史为百姓所传颂，生前就为他立祠纪念。汉宣帝曾说：‘与朕共治天下的，只有贤良的太守啊!’依臣之愚见，陛下诸子中，年龄太小而不能临民治政的，就请暂且留在京师，请人教他们学习典籍。一则使他们惧天子尊威，不敢违法乱纪；二则平时可观见朝政仪礼，自然而然就懂得如何为政。这样天长日久，就学会如何为人处世。陛下经过审查，认为他们可以胜任为刺史，然后再派他们上任。”

李世民采纳了褚遂良的意见。不仅认真听取和采纳他的谏言，还很佩服他的学识，曾说：“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九月，褚遂良拜黄门侍郎，参与朝政，成为贞观年间众多的宰相之一。贞观二十二年，他又为中书令。第二年五月，太宗李世民病危，召褚遂良和司徒长孙无忌，对他们说：“朕把所有的后事都交给你们了。”又对太子李治说：“他们二人在，你就不要担心天下。”并让褚遂良拟遗诏。

李世民去世后，李治想废原配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时，褚遂良极力反对，对李治说：“皇后各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说：‘朕传八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迁，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闻褚遂良之言，李治无言以对。次日，李治再次谈及此事，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恩!臣今忤陛下罪当死。”于是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血流满面，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李治闻言大怒，下令将褚遂良拉出殿外。武则天在帘中观望，脱口骂道：“何不捕杀此獠!”长孙无忌见势不妙：奏道：“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总算使褚遂良免遭杀身之祸。从这里也可看出李世民任人的准确，更可想见褚遂良为李唐大业奉献的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