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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举止有威严腹中存仁慈（第1页）

第六章举止有威严，腹中存仁慈

无威严不能服众，法纪不严，国家更不能政通人和。最为最高统治者更应该洁身自律，其身正不令而行，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国之君，更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一颗爱民的心。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况一国之君乎！

法正则国安威严则众服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什么最重要呢？答案当然是权威。权威是领导

之所以成为领导的重要标志。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了。怎样树立自己的权威和领导形象呢，唐太宗的做法很值得今天的管理者们学习！

中华泱泱大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国人好礼重仪，中华民族因而有“礼义之邦”之美誉。那么在重礼义的国度里，“温文尔雅”的礼制与“冷面无情”的刑律，二者能否融合在一起，又如何融合在一起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呢迹？鉴于此，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提出“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礼仪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须的。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唐太宗即位后，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次年，魏征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琏等大臣主持参加，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棻，李百药等参加。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唐太宗诏颁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成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接着，魏征就西汉史事作诗道：“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这样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就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为了进一步显现等级的观念，在礼仪上设立繁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份高低而定。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魏征便以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礼学是唐太宗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唐太宗也尽量的维护礼学，以刑惩礼之失。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爱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这是对“失礼”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唐太宗提倡的“以礼制刑，刑礼相辅而行”思想观点，使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和法制无疑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礼、刑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上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当今社会，虽然礼仪所起的作用与封建王朝大相径庭，但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礼相待，才能让别人以礼相还。这一点在企业与企业交往中尤为重要。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无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都是一件不完整的方法和手段。只有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实效，达到最终目的。

贞观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治世”。政治清明，百事升平。李世民的声名也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令人起敬，说其震古烁今，也许是当之无愧的。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让国家出现这种大治，是与他施行礼刑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分不开的。

李世民对儒家极为尊崇，因而主张以宽简为法，指出：“为国之道，必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他还多次提出要少刑罚、少收赋租，反对苛政严刑。他还把立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比作鸟与翼，鱼和水的关系，并把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政权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曾明确地说：“朕之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可以看出他崇拜儒学到如此之深的程度。

即位后，他便下令让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思想的依据和原则，以“意在宽平”为原则，重新修订《武德律》。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问大臣王硅：“历代君臣治理国家往往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硅回答说：“古代帝王为政，都崇尚清静无为，以德治教，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近代的帝王只顾满足自己的贪欲，不管老百姓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所任用的官员，再也不是那些懂得经学儒术之人。”王硅由此说开去，宣扬儒学，指出：“汉朝的宰相，至少精通一门儒家经典，这样朝廷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都能引经据典地加以解决。由于那时的人懂得礼仪教化，国家治理得十分太平。而近代重视武力轻视儒学，或者只依靠法令刑律。由此，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的规范既然受到损伤，淳朴敦厚的民风必然受到破坏。”李世民感觉王硅的话很有道理，更坚定了他以礼法相合的思想治国。

十年之后，《贞观律》终于修成，成为唐朝重要的执法标准。这部法典完全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儒家思想不仅在《贞观律》的内容形成方面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并在其刑罚的执行上也深有濡染。

有一次上朝，李世民和群臣曾讨论如何防止盗贼出现的问题。有人说要用重法来惩罚盗贼，而李世民却以为不妥，他从另一角度说：人民之所以去偷东西，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李世民，不但思想上寓德于法中，而且将这种思想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

人君要“以德治理天下，谨慎使用刑罚，惟刑堪忧”。李世民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他不仅提倡礼刑结合，而且是礼主刑辅，礼法结合。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贞观之治的出现，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李世民实行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结果。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需要提的是，无论是国法，家规，还是公司制度，都应改以人为本，寓德于发中。这样，才能得到长治久安

公私分明刚柔并济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人知耻格”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俗尚贞修”则是官风淳朴的事实反映。

贞观三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唐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魏征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唐太宗听了，“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那个贪官只得“默然流涕而去。”

执法而徇私情，法律就会失去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魏征说得好：如果“徇私情”、“背公道”，“将求至理，不可得也。”显然，唐初吏治廉平，是跟执法不徇私情分不开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告诫，不要干出既损百姓又损自己的徇私贪污坏事。为了严肃法纪，对重大的贪污犯均处死刑，并在行刑时，诏令各地来京朝见的官员观刑，以惩后任。用如此“重法”严惩贪浊犯赃者，其结果则是“官吏多自清谨”。惩办贪官，不徇私情。吏治要清平，还必须惩办贪官，执法严格。

在唐太宗的告诫和倡导下，唐初涌现一批“弹治不避权贵”的司法官，其中薛仁方就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