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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为君之道 厚德载物（第2页）

听完李世民的话，薛延陀使节马上回去向真珠可汗汇报。真珠可汗听说之后，吓得汗流夹背，当即派使节向唐太宗致谢，要求派遣军队，跟随李世民远征高丽，李世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没有同意。不久，靺鞠人和高丽人派人去薛延陀部，要求真珠可汗与他们联盟，从东西两边出兵，夹击唐朝。真珠可汗想起李世民的话，对于高丽人、靺鞠人的请求就没有答应。

后来，李世民在远征高丽时，途中，前锋骑兵忽然发现一名高丽间谍，名叫高离之。人们反绑住他的双臂，将他押解到李世民的大帐。李世民亲手解开他的绑绳，问间谍说：“你怎么瘦成这个样了呢?”“整天东躲西藏，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间谍胆怯地说。李世民立即下令手下人，端来饭食，给间谍吃。然后对这个间谍说：“你作为一名间谍，应当迅速返回去，代我们转告高丽人，要是想知道我军的消息，可以直接到我们军营来，何必偷偷摸摸，东躲西藏，什么消息也搞不到。”李世民说着，又发现俘虏没有穿鞋，心想冰天雪地的高丽气候，他能忍受得了吗?于是，又派人给高离之找了一双鞋，让他穿在脚上，然后将他遣送回国。

李世民对莫离支间谍的宽大慈爱，对薛延陀人的开诚布公，不仅在心里上征服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显示了他无私的情怀和广阔的心胸，令人可尊可爱、可敬可叹。

古人胸襟尚能如此广阔，然而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有这样一些神色诡异的领导，什么事都藏着掖着，拿个棒槌当针认，生怕别人看到蛛丝马迹，泄露了天机。他的葫芦里装得什么货色，想得什么主意，仿佛只有鬼才知道。这样的领导，表面上高深莫测，城府很深，一旦让人发现了他肚中的草料，就会像小老虎对付黔之驴一样，胁迫之、戏弄之，最后再断其喉、食其肉，使其化为乌有。这种领导，他怎么可能在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呢?既无人佩服、也无人信服，更不可能让人心悦诚服。

还有这样一种人，满肚子花花肠子，总想玩一点小聪明、小把戏，以显示他的聪明才智。本来很简单一件事，他却让你跑东跑西、上窜下跳，兜圈子，绕弯子、折腾得死去活来、七窍冒烟，他才大笔一挥，给你签上姓名，让你打道回府。这种人，他的威信又从何而来?又怎么能使人们信任他、佩服他、拥护他呢?

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表面上看起来很傻的人，有时却是最聪明的智者；表面上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有时候却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傻的蠢才。认认真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成为一个人格高尚的人。

公平处事方成大业

古人云：“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做到公平处事，即或谈话的内容不是对方愿意听到的话，只要公平，往往也可以得到理解。如果领导者偏私而行，被谈话者终究不服，只能增加其复杂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每个人都应力争做到：办事公正，不偏不倚，特别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更应如此。李世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非常注意公正和公平性。因而笼络了人心，让能人贤士都汇集在自己身边，为李唐江山世代永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世民一向赏罚分明，讲究公正。即位之初，他手下骨干还多是秦府的旧属，大都立有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又有很多人坚定地支持他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最终帮李世民得了皇位。李世民做了皇帝后，秦府旧员中便有不少人恃功伸手要官，但李世民坚持原则，不任人惟亲，而是量才授职，秦府的人也不例外。这样，秦府旧人暗自埋怨说，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自己先安排了职务，心中多有不服。

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就说：“古代被称为最圣明的人是公正而没有私心的。丹朱，是尧的儿子，但尧知道丹朱不肖，不能授给天下，废弃了他，而授天下给舜；商均是舜的儿子，但舜知他不肖，便废弃了他，而把天下授给禹。管叔、蔡叔都是成王的亲兄弟，后来挟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朕因而明白了，统治百姓的皇帝要以天下为公，不能存有私心，不能对某个人循私情。昔日，诸葛孔明是一个小国家的丞相，还能说出‘吾心如秤，不能人为地分轻重’这样深明大义的话，更何况朕如今身为皇帝，在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朕与你们衣食皆出于百姓，百姓已供奉于上，而上恩却未恩泽于下。如今朕广招贤士的原因，就是为了求得百姓安居乐业。用人但问称职与否，岂能以熟人、陌生人而相异呢?人只要有一面之交，再见时就会相互有亲近之感，何况是老熟人，能一下子忘了吗?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又怎么能因为熟人的原因而选用他呢?今天不考察这些人的才能如何，却只是说他们在埋怨，难道是最公平的做法吗?”

贞观元年，由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深谋远虑，又能准确敏捷地对各种事态做出判断和处理，所以，李世民登位论功行赏，将房、杜二人列为一等功。然而，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却不服气，他说：“陛下义旗初举时，臣首先响应，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房、杜不过是刀笔吏而已，却功居第一，不知是何道理?”李世民并不因李神通是自己的叔父而袒护他，反而严肃地批评叔父说：“现在是居功行赏，房、杜二人决胜帷幄，安定社稷，理应功居第一，而叔父你在关西首先响应，也是形势所迫，自逃祸难。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起，叔父不战而退；叔父是皇家至亲，对叔父我决不吝惜一切，只是不能徇私情。再说，汉时萧何功劳先于诸将，不也是和房、杜二人一样么!”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李世民就是这样将二者严格地加以区别。

李世民时常引用历史教育大臣们做任何事都要正直无私，自己在行动上也坚持公正处事的原则。他曾对大臣们说：“我每次所会见的隋代的旧臣，都称赞高颖是一位有才有德的贤相，于是我阅读了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所记述的生平事迹可以说他为人正直公平，尤其懂得如何治理国家。隋室安危，系其去留。隋炀帝荒**无道，使得他无罪而白白地被诛杀，怎么能使我不放下书来，心中感慨万千地怀念他呢?还有汉魏以来，有名的贤相诸葛亮，也很公平、正直。诸葛亮曾经上表奏请皇帝，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把他们贬到蜀地南方。廖立听说诸葛亮的死讯后，哭着说道：‘我们要亡国了!’李严听说诸葛亮的死讯后哀伤过度，竟忧郁而死。因此就有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称赞。陈寿在书中说：‘诸葛亮在治理国家时，开诚布公，推诚相见。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各位王卿怎么可以不将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呢?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如果这样做，那么好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了。”

这席话可以说把李世民的谈话目的表露得淋漓尽致，他明摆着是给臣子们树立榜样呢！

对于李世民的话，房玄龄这样回答：“臣闻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为人公平、为官正直，因此《尚书》上说：‘不结党营私，王道浩**：不营私结党，王道顺当。’另外孔子还说过：‘推选提拔正直的贤士，废弃邪佞的小人，那么老百姓就会尊重、服从上面的管理。’现在圣上考虑最多的确实是，控政教之源，究至公之要，包罗天下，教化治理天下百姓。”李世民又说：“此乃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李世民的公平和公正。刑部尚书张亮被人告发有阴谋造反等罪行，其实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罪名。然而又因这时的李世民也颇信天命，而张亮被一名方士说成是“卧似龙形，必当大贵”，又说他是“弓长之君”等。李世民明知张亮也许是冤枉的，但还是下诏让文武百官讨论这件事。

大多数人都说张亮罪行深重，应该被诛杀，只有任殿中少监的李道裕，上奏李世民说告发张亮犯罪的证据不充分，奏他没有谋反的罪行。李世民虽有点不情愿诛杀张亮，但他又害怕张亮真的危害到李唐社稷，并且当时他也处在气头上，最终就以妖妄惑众之名把张亮处死。

后来，刑部侍郎的官职有空缺，李世民责令宰相精心安排合适的人选，但几次举者都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批准。李世民对臣下说：“朕已经物色到了合适的人选，先前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这话是公正合理的。朕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但到现在还在后悔。”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李世民诛杀张亮有些过分，但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角度来看，似乎又别无他法。总的来说，李世民在处理政事上是公平的，也是让人信服的。他的秉公办事的原则为自己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尊敬。

“公正”是创造政绩的重要途径。公正是一种形象，是在群众中的口碑。管理企业犹如管理一个国家，同样需要领导者秉公办事，这样才能让员工信服口服，认真做事。一名领导干部作决策、干工作必须要做到正派为人，公平处事，这样才能创造出让群众、让基层满意的政绩。

创业难守业更难

有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因为守业与创业，需要的是不同的性格、魄力，策略和智能，而在守业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领导层的文化素养，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深邃的智能。早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太宗曾问过众大臣这样一个问题：“创建帝王的事业，究竟是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战败则降，战胜则王。从这方面来说，创业时比较艰难。”而魏征回答道：“帝王创业，一定要在王朝腐败、政权衰落之时才能进行。由于腐败政权不得人心，天下百姓都盼望它快点覆灭，因而对新兴力量十分支持。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办成大事，并不算难。新帝王一旦取得了天下，就容易骄奢**逸，老百姓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可无休无止的徭役却时时困扰着他们，老百姓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帝王的骄奢**欲还是满足不了，国家的腐败堕落，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守业更难。”

两个明理、多智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两个人的话都很正确。房玄龄过去跟着李世民打天下，历经千辛万苦，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征和李世民一起治理天下，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认为守业困难。

房玄龄和魏征经历不同，对于创业与守业的认识自然不同。李世民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说：“如今创业的大事已经完成，守业的任务刚刚开始，让我们团结一心，谨慎从事。”他有这样说是正确的。时代变了，时代主题也应该改变，这样才能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向前发展。

然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魏征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守业确实要比创业更难。

有人曾对北京市某郊县最早富裕起来的爆发户作过一个调查，发现最早发迹的人家，大部分结局不好，有的甚至十分悲惨。有的因为吸毒贩毒，毁了家庭、毁了孩子、毁了自己，简直可以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母死在家中，腐烂发臭了，也没人收尸。有的因为经营不善，企业亏损，负债累累。自己像个不值一文的丧家犬，东躲西藏，成年累月在外流浪。有的因为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光了家产，输红了眼，动刀伤人，触犯了法律。

由此看来，虽说创业难，但守业要创业还要难。大多说原因在于成功者缺乏自控力，容易受不良**，以致败家。

某报曾经报道一些曾辉煌过的亿万富翁，如今却情况不太妙。像牟其中、史玉柱等人，兵败如山倒，令人好不痛心。若是这些风云人物，在事业创立之初，认真思考创业与守业的问题，也许不会落得像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创业要抛头颅，洒热血，赤手空拳打天下；而守业，则需一代代人呕心沥血，除旧布新，敢叫日月换新天。守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其实守业并不是难于上青天，只要成功者能时刻检点自己，坚持不骄不纵的原则，时刻不忘创业的艰苦，把辛苦创下来的业守好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曰：“民为邦本”，治国必先安民，为官要体恤民情。李世民很是明白这个道理，曾说过：“朕新即位，得太上授以天命，于此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之时，当静以抚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愚不可及也。故治国先安民，朕今颁令，必须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天下大治。”